10 萨哈林岛

逃亡流放者的人数，以及成群地在西伯利亚游荡的贫困且有时很暴力的罪犯。当局努力调和着惩罚的需求和殖民的需求。一方面，苦役劳动场所应设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带，以便尽量减少逃跑的可能性以及苦役犯与自由百姓之间的接触；但另一方面，一旦罪犯服完自己的苦役刑期，这样的地方不适合他们定居。西伯利亚当地的高级官员太过焦躁了，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减少被送到他们辖区内的流放者，特别是苦役犯的人数。正是出于一种源于绝望的乐观，当局把萨哈林岛看作流放系统的至少某些明显缺点的解决方案。23

萨哈林岛处于北太平洋上，位于西伯利亚东部海岸，隔涅韦尔斯科伊海峡与大陆相望，海峡最窄处仅几千米。这个岛长948千米，宽25至170千米，总面积近77000平方千米，略大于爱尔兰。它的北部覆盖着泰加林和冻原；南部由茂密的森林和延绵的山脉组成。在岛的各个地区，气候各不相同；温度比同纬度的内陆城市（比如伊尔库茨克）更宜人，但是气温还是在夏天潮湿的20℃和冬天极冷的-20℃之间浮动。24

西伯利亚当局在19世纪50年代认定萨哈林是一个有价值的煤矿产地，但随着涅尔琴斯克的矿山开始枯竭，萨拉林作为一个刑罚殖民地的吸引力在19世纪60年代急剧增加。在19世纪60年代，最开始的几百名罪犯被运送到岛上。在19世纪中叶，萨哈林岛的主权被俄国和日本分割；俄国人控制该岛的北部，日本人控制该岛的南部。经过多次谈判，两国于1875年签署了一项条约，俄国获得对整个萨哈林岛的主权。25

萨哈林岛是个完美的隔离场所：一个被几千米宽的危险水域与大陆分开的岛屿。1867年，内政部委托实施了一项针对帝国刑罚制度状况的重大调查，并责成调查人员起草一系列改革措施。该调查凸显了东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危险状态，谨慎地认可了在萨哈林岛建立刑罚殖民地的前景——倘若那里能有效地组织苦役劳动。在中央政府权衡这项调查的结论时，1869年，又有240名苦役犯被送到了萨哈林。26

同样，从该岛首次被提议为一个苦役劳动场所开始，人们对它的适用性确实有所保留。首先，最初引起西伯利亚管理人员注意的矿山其实储量非常有限，它们只会用到被放逐到那里的几千名流放者中的几百人。第二，该岛的气候和土壤肥力让人严重怀疑这里的农业发展前景。但是内政部和流放行政部门无视岛上官员提供的可用气象数据和警告（他们曾警示这里没有发展农业经济的前景）。在一些关于岛上具有农业潜力的过于乐观的报道——这些报道与那些渴望引诱妻子随自己流放的罪犯所写的空想愿景相呼应——的鼓舞下，政府终于在1875年决定：加紧在萨哈林岛建立一个重要的刑罚殖民地。27

前往萨哈林岛的罪犯或者随流放队伍经涅尔琴斯克矿区到达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然后再跨海到达该岛，或者用更常见的方法，被关在蒸汽船的牢房中从黑海的敖德萨港沿着亚洲海岸航行到萨哈林岛。这些船会驶离黑海，在君士坦丁堡抛锚，然后经过苏伊士运河、塞得港、亚丁、科伦坡、新加坡、长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次航行历时两三个月。政府用于这一用途的两艘船“圣彼得堡”号和“下诺夫哥罗德”号各可运载600名囚犯，每年航行2次。对于被关在极度潮湿的船舱牢房里且戴着镣铐的囚犯来说，这是一趟惩罚性的旅程。28

随着到达岛上的罪犯人数从最初的少数人迅速增加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每年几百人，再到80年代末的每年1000多人，这个刑罚殖民地开始形成。1890年，岛上有大约6000名苦役犯和4000名定居流放者，到1897年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时，流放人口总数已膨胀到22000人。在岛上的约4000名妇女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女性罪犯，其余的是自由的妇女（追随丈夫的妻子或流放者的农民后代）。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另有5000名男性和300名女性被流放到萨哈林。29

萨哈林为政府提供了一块白板：一个享受已经积累了一个世纪的管理大规模西伯利亚刑罚殖民地的经验的机会。它也是政府最后一个可以用来表明惩罚可以让流放者改过自新、转变为拥有小地产的农业殖民者的机会。这个自夸的转变的关键是萨哈林的妇女。她们也将悲剧性地标志着这个转变的失败。

安东·契诃夫在1890年6月从伊尔库茨克写给他的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说道：


西伯利亚是一个广阔而寒冷的地区，这趟旅程似乎没有尽头。途中几乎看不到新奇或有趣的东西，但我体验和感慨良多。我曾与泛滥的河水搏斗，与寒冷、令人难以置信的沼泽地、饥饿和睡眠不足搏斗……这是你在莫斯科花100万卢也买不到的经历。你应该来西伯利亚！让法庭把你流放到这里。30

在30岁时，而且在知道自己已经患有结核病的情况下，安东·契诃夫开始进行一次为期11周的严酷旅行——跨越西伯利亚前往位于萨哈林的刑罚殖民地。他不是流放制度的支持者，而是决心记下岛上的情况，然后让俄国读者大众注意到这些情况。在去往萨哈林的途中，他向他的编辑阿列克谢·苏沃林写出严厉谴责：


从我已经读过和正在阅读的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已经让数百万人在监狱中堕落，堕落到没有意志的境地，我们用近乎野蛮的漠不关心对待他们。我们迫使他们在寒冷的天气中戴着镣铐前行数万千米，让他们染上梅毒，诱使他们道德败坏，大量增加罪犯人口，并把种种罪责都推给了红鼻子的监狱管理人。所有欧洲人现在都知道，罪责不在于监狱管理人，而是我们所有人，但我们仍然认为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并不关心。31

契诃夫花了3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在岛上辛勤工作。他起得很早，每天都会去采访萨哈林的苦役犯和定居流放者。他在岛上记录的大量笔记后来成为于1893—1894年在自由主义月刊《俄国思想》上连载的半游记半社会学研究的基础，这些文章大获好评。《萨哈林岛》将有助于扭转公众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看法。32

契诃夫发现，只有约5％的萨哈林妇女能阅读，更不用说写字了。因此，她们的故事通常会由男性讲述，如果这些故事有人讲述的话。官方报告指出，这些妇女是性剥削和性暴力的受害者，但它们很少记录这些妇女的请愿和上诉声音。关于萨哈林岛上的妇女和儿童生活最形象的叙述，来自观察过和偶尔采访过他们的人。在契诃夫的记述之后，又涌现出了众多记者、政府巡视员、医生和外国旅行者的出版物，所有这些都植根于岛上妇女和儿童遭受的厄运的悲惨细节。一些人，如记者弗拉斯·多罗舍维奇，采用了专栏作家的感觉论风格，但甚至是他也对自己作品的事实基础感到自豪。33多数作者——政府官员、医生和契诃夫本人——都争取让自己的报道保持公平。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或者至少是成为公开宣称的流放制度反对者。他们认为，妇女和儿童的堕落以及家庭的被毁是专制政权不可能抗辩的东西。西伯利亚罪犯的困境可能无法触动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许多人的良知；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变得残酷无情却会触动他们。

被判处在萨哈林服苦役的女性罪犯中，大多数人被法庭认定为激情犯罪。“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丈夫”或“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婆婆 ”，契诃夫听到她们这么说。农村女性对厌女症很熟悉。有些已婚妇女多年来忍受着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