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萨哈林岛

院判决流放西伯利亚的所有国家农民的妻子也包括在内。四年后，政府规定，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男性农奴的妻子必须跟随自己的丈夫同去，无论她们自己是不是农奴。13

面对着流放制度中盛行的行政混乱，有些妇女实际上无法陪同她们的丈夫，因为国家甚至不知道她们的丈夫身在何处。伊万·斯扎萨克是一个被判处在涅尔琴斯克服二十年苦役的波兰人，几年来，他的妻子不断写信向当局询问丈夫的身体状况和下落。几番询问只是显示出，斯扎萨克最后一次登记在册，是在1868年1月5日离开托博尔斯克前往托木斯克，之后便消失了。二十五年后，弗朗西斯卡·斯扎萨克仍在设法弄清楚她的丈夫怎么样了。14

正如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所发现的，一旦妇女跟随丈夫到了西伯利亚，国家便不允许她们返回俄国欧洲部分。《流放者章程》规定，自愿陪同丈夫的妇女只有在丈夫死亡的情况下，或者是因为丈夫在流放期间犯下更多罪行而婚姻被解除时，才可以返回家乡。换句话说，当本身没犯任何罪的妇女跟随丈夫到西伯利亚后，她们被剥夺了法律保护和法律权利，和她们丈夫一同处于公民权死亡的状态。15

这些法律在原则上维护了婚姻的神圣性，但一些更为平凡的缘由也起到了作用。1842年，内政部向圣彼得堡参政院致信，要求明确示意，在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妻子是否可以获准暂时返回俄国欧洲部分料理家事，如家人死亡、遗产继承等事务。这项提案是要给予这些妇女因事而论的离开机会。然而，国家参政院拒绝对法律进行任何改动，只是给出一个解释：允许妇女哪怕回去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会损害家庭关系”，还可能带来“有害的后果”。返乡者可能会“散布关于西伯利亚生活的虚假消息，从而阻碍未来的移民迁移到那里”16。

许多妇女没有被告知，陪同丈夫的这个决定具有不可撤回的性质，直到到达西伯利亚后她们才知道。1873年，亚历桑德拉·乌斯片斯卡亚自愿跟随自己的丈夫——一个政治流放犯——去往涅尔琴斯克。当她和孩子到达后，她被告知，如果要看望自己的丈夫，那么她将失去所有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她的丈夫活着，她就不能返回俄国欧洲部分。乌斯片斯卡亚不敢走出这样一步，但她被允许留在镇上，这样，在她等待丈夫被释放到定居点期间，她可以离丈夫近一些。她找了份助产士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孩子。两年后，1875年11月，她的丈夫因为身体不好和精神抑郁而试图自杀。狂乱的亚历桑德拉·乌斯片斯卡亚请求当局允许她“在监狱看守和警卫的严密监督下”探视他。没有人告诉她，如果这样做了，哪怕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她也会丧失公民权利和返乡的可能性。后来，当她请求离开东西伯利亚去拜访在圣彼得堡的母亲时，这个请求被拒绝了。在经过广泛游说后，她从沙皇本人那里获得了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特许。这一次，宽赦立即就可以得到，但这项旨在阻止妇女们从西伯利亚返回的严厉法律仍然有效。17

沙皇当局把所有前去陪同被流放的丈夫的妇女称为“志愿者”。如果说这个词确实适用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么它几乎无法反映出那些出自较低阶层的大多数妇女被迫前去陪同丈夫的残酷现实。选择留在自己村子里的妇女往往面临着难挨的贫困和来自社区的社会排斥，因为社区无意帮扶没有父亲的家庭。1885年5月，在诺夫哥罗德省，一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八年苦役的农民的妻子向莫斯科总督请愿，由于当局不准她跟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所以她请求总督干预此事。自1883年11月丈夫被捕后，玛丽亚·帕夫洛娃一直在独自照顾他们的五个孩子，其中年龄最大的11岁，最小的1岁。因为她无法工作，她不得不卖掉家中的小农场，现在“她没有任何人帮助，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帕夫洛娃说，她为丈夫感到难过，并认为“这是摆脱我的灾难性处境的唯一出路，我决定无论丈夫被送往何处，我都会跟随他，我会写信给诺夫哥罗德行政部门，请求他们逮捕我和我的孩子，并把我们与我的丈夫一起送到莫斯科中转监狱”。然而，由于一些不可知晓的原因，诺夫哥罗德当局拒绝了她的请求，并“把我和我的孩子独自抛在一个未知的城市里，蒙受着残酷的命运……现在对于我来说，逮捕是一个把我从无望的贫穷中拯救出来的救赎举措”，她绝望地写道，并请求总督“救救我的孩子”。档案文件并未记载她的命运。18

谣言、欺骗和天真也起了作用。追随丈夫前去流放地的无辜妇女通常不知道西伯利亚有什么在等待着她们。1889年，外贝加尔地区的一群贫穷的苦役犯妻子把地区行政长官围住了，向他乞求救济品并声称她们要饿死了。这位官员询问她们为什么跟随丈夫来到西伯利亚；她们已经知道国家不会供养她们，而且在她们的丈夫被监禁期间，她们也无法从丈夫那里获得帮助。这些妇女借用了一个俄国农民祈祷时常用的形象来回应，称自己只是“暗黑一族”，她们此前被告知，在途中、在流放地，她们的吃穿都由国家负责，并且她们的丈夫可以与家人一起住在监狱外面。她们容易受骗是可以理解的。行政长官指出，许多丈夫当然希望妻子能够追随自己，所以在他们动身前往西伯利亚前，他们给了妻子上述保证。这些妇女不愿意相信那些指出不存在这样的给养的沙皇官员，因为“她们总是怀疑官员严肃的话语背后藏着隐秘的目的”19。妇女们经常成为丈夫的表里不一、当局和自己毫无指望的希望的受害者。

在西伯利亚，没有哪个地方比萨哈林岛更能生动地说明流放家庭的命运。岛上刑罚殖民地的起源，是因为西伯利亚其他地方的苦役系统在19世纪中叶缓慢崩溃。1863年之后被流放的波兰暴动分子突然拥入，当局为应付这种局面而做出了临时和摇摆的尝试，这些行动暴露了流放系统勉强运转的基础设施和迫切的改革需要。涅尔琴斯克矿山和散布在这片大陆上的各种刑罚工厂和要塞根本无法容纳一波又一波被驱逐出俄国欧洲部分的罪犯。在1866和1876年之间，每年抵达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从11000人增加到20500人，几乎翻了一倍。201877年，西伯利亚有近12000名苦役犯，却只有大约5000个工作岗位；7000人无所事事，其中西伯利亚的监狱和要塞只能容纳4600人，这意味着2400人正被挤在俄国欧洲部分的普通监狱里。过度拥挤的问题非常尖锐，并开始害死罪犯。1875年，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744人被当局遣送走之前，有168人死在了在威尔诺（维尔纽斯）监狱中。即使是在西伯利亚，当局也越来越难以为他们监管的罪犯找到合适的劳动。1877年的一份政府调查报告表述得很直率：


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监狱位置偏远且现场设施不合格，即使是常规的车间也难以运作……苦役犯的活动几乎只限于在厨房、院子和小块园地的零星事务。在为数众多的罪犯中，实际上只有不多于五分之一的人能够被派去工作。21

此外，随着1861年农奴解放，自由劳动力拥入西伯利亚，这有助于实现涅尔琴斯克行政官员长期筹划的计划：用更有劳动效率的自由劳动取代无效率的苦役劳动。农奴制过去是农民移徙的一个主要障碍，在农奴制废除后的几十年里，成千上万人逃离了在家乡的贫困状态，去乌拉尔山以东寻找新生活。随着拥入流放系统的人数在19世纪70年代持续激增，当局越来越担心供养闲散、不事生产的苦役犯要花费的高涨成本。22

其他令人担心的重要因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