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萨哈林岛

我亲爱的妻子！我写信是要告诉你，感谢上帝，我们已经安全到达了萨哈林！这里的气候不可思议，对于各种植物的生长来说，这里的土壤是首屈一指的！黑色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每个罪犯的妻子一到达这里，这个罪犯就能免费得到建立农庄所需要的一切：两匹马、六头牛、六只鸭子和公鸡；一座建好的小屋、一辆马车、一柄犁、一柄耙等东西，一个成功的农场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所以，一收到这封信，你就应该不计较价钱地卖掉你所有的东西，立刻请求当局把你逮捕起来，然后来到这里！1

这是萨哈林的一个罪犯在19、20世纪之交写给妻子的信。就像无数其他信件一样，这封信是在运输船的牢房里写成的，在亚丁港邮寄，而信的作者要过几个月才能到达萨哈林岸边。许多妇女就这样被自己的丈夫算计了。萨哈林岛上流行着一句刻薄的谚语：“聪明的人被带到那里，愚蠢的人自己走到那里。”2然而，无论那些试图诱使自己毫无戒心的妻子跟随他们到萨哈林的罪犯是如何不顾一切和玩世不恭，大多数人基本上并不知道真正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事实上，萨哈林岛与这封信的作者刻意描摹的迷人田园生活截然相反。在这座岛上，妇女和儿童看到的不是设备齐全的农庄，而是一个充斥着贫困、暴力和性剥削的黑暗世界。萨哈林岛不适合供养家庭，它吞噬着家庭。

流放家庭在西伯利亚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两种意义都具体表现着沙皇政治制度中的道德原则，并且充当着俄国的帝国力量的前哨。俄国专制政权的家长式统治风格，使得联系着俄国所有家庭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神圣化了。父亲和丈夫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人；他们是有威望的人，担负着保护和供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道德责任。3

现实的考虑强调了这种对婚姻的神圣性的尊重。不驯顺的流放者生产效率低下，消耗着西伯利亚农民阶层的资源，而他们正是依赖着这些农民获取救济品，或者从他们那里盗窃财物。通过16世纪后期最早的西伯利亚流放档案可以看出，国家将妇女视为“边疆驯化者”。国家需要她们来安抚她们的丈夫、抚养子女，并且在形成一批稳定和勤勉的殖民者方面发挥中心作用。人们认为，妻子的家庭作用和父亲身份的清醒责任，可以将任性的罪犯转变成勤劳的自耕农和遵守法规的沙皇臣民。4

刑罚改造的观念从18世纪后期开始盛行，它们挑战了把犯罪行为看作不可磨灭的罪这一陈旧的宗教观念。到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罪犯的改过自新被宣称为流放制度的核心和“人道”目标。在大改革前夕，内政大臣谢尔盖·兰斯科伊解释说，国家为罪犯提供了改过和重新融入公民社会所需的一切手段。苦役犯有机会转变为流放定居者，而且在特定的年数后，有机会转变为国家农民。他“因此会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员”5。

再一次开始强调罪犯的改过自新，也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更广泛的殖民计划。苦役犯被送到西伯利亚各地的各个工业场所工作、开采自然资源是一回事。但是，这片大陆的成熟殖民化需要的不仅仅是纪律严明和勤劳能干的苦役犯，还要求建立经济效益良好且稳定的社区，这样的社区将促进商业、工业和文化的发展。政府官员并非不知道将流放犯人转变为适应力强且遵纪守法的定居者有多么困难。所以，他们把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在一起，用家庭解决这个问题。6

在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流放制度行政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一再赞扬婚姻和子女抚育在西伯利亚流放者当中的改造力量。兰斯科伊十分激动：


在种种改造苦役犯的物质和道德手段中，婚姻是最重要的。的确，减轻劳动负担、获准住在刑罚堡外面、得到建立家庭所需的物资，都对罪犯的道德改造有重大作用。然而，它们自身无法带来婚姻可以带来的那种有益转变。被判处服苦役的人被剥夺了所有把一个人跟生活联系在一起、令他的生活吸引人的要素。通过婚姻，他找到了和世界之间的一个新的、重获活力的纽带。他从自己的妻子身上看到或至少是希望看到这么一个人：她的关心和爱会减轻自己生活的困难，并与自己分享生活的快乐……开始家庭生活并且拥有一个家庭后，罪犯会安定下来，不再逃跑或者犯其他罪行，因为他害怕失去通过自己的劳动积累下来的财产，以及家庭生活的安逸……婚姻生活是苦役犯的物质富足和道德改造最安全的保证。7

流放家庭处于沙皇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殖民计划的核心，官员将其作为改造罪犯的工具、勤勉的担保和对抗骚乱的壁垒。

妇女或许是被称扬为流放者改造和物质繁荣的代理人，但是她们人数很少，每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妇女只占流放总人数的约五分之一。在1827至1846年的20年间，2.55万名女性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男性有13.4万名。在某些地区，女性人数更少。1828年，叶尼塞省有7000名男性流放者，却只有372名女性流放者。在西伯利亚的许多刑罚工厂和酿酒厂里，妇女也是苦役犯中的一小部分人。1829年，涅尔琴斯克矿山有1400名男性，但只有72名女性。8

这种男女比例失调现象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继续存在。妇女更常见的身份是作为罪犯的配偶而不是作为罪犯前往西伯利亚。在1882至1898年间，进入西伯利亚的超过14.8万名流放者（不包括苦役犯）中，只有5％是妇女。随着新开通的内河道路、海上道路和铁路线简化并加快了流放旅程，前去陪同苦役犯的家属增多了。1882至1898年间，共有22.9万人通过流放事务部进入西伯利亚：65％是男性，10％是妇女，25％是儿童。9

流放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担心，流放者当中的妇女短缺问题可能成为西伯利亚暴力犯罪的一个来源。1833年，内政部报告指出，在男性人数比女性多七倍的情况下，一个流放者经常会“引诱另一个人的妻子，或者因为她的劝说而去杀害她的丈夫”。流放者还会杀害那些不同意和他结婚的女孩。这份报告列出了几起激情犯罪：流放者叶列梅耶夫谋杀了流放定居者克拉斯诺申科娃，因为她拒绝嫁给他；流放定居者奥西波夫因为同样的原因用一把小斧砍向了农村妇女科哈蒂耶娃。10

政府对暴力和不稳定的回应是鼓励流放者建立家庭，但却发现极难说服西伯利亚农民将他们的女儿嫁给流放者。1831年，西伯利亚当局设立了一个一万五千卢布的基金。如果一个西伯利亚农民或商人让自己的女儿或姐妹与一个流放者订婚，那么他可以获得这个基金给出的一百五十卢布。这个基金共可以资助一百段婚姻。然而，这种国家的慷慨之举基本上并没有促使更多的西伯利亚人为流放者送上新娘。不到一年，叶尼塞省省长报告，他的辖区内只有十一段这样的婚姻。11

如果流放者很难在西伯利亚本地找到妻子，那么国家也在努力说服罪犯在俄国欧洲部分的配偶跟随丈夫穿过乌拉尔山。在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跟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的妇女仍然为数很少。1835年初，仅有不到三千名妇女和男孩跟随她们的丈夫或父亲前往西伯利亚，而流放总人口数是近十万人。12

为了让更多的女性踏上东去的艰苦旅程，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1822年的《流放者章程》规定，被社区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农民和商人的妻子必须随丈夫同去，无论她们是否愿意。1828年，政府扩大了这项规定的适用范围，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