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失败者要倒霉了！”

8年，十二月党人伊万·苏希诺夫在涅尔琴斯克的牢房里上吊自杀，因为遭受鞭打是对贵族的羞辱；对于19世纪80年代的革命者来说，同样的惩罚是对人类的尊严的侵害。“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死，”谢尔盖·迪科夫斯基在集体服毒自杀事件后说，“因为无论是我接受的教育还是我强烈的人格尊严感，都不允许我生活在这种可怕耻辱的持久威胁之下。”71

与此同时，顽固不化的科尔夫也关心尊严，但这里指的尊严是他的职务的尊严。11月14日，他向内政大臣伊万·杜尔诺沃发出电报：


您知道我不是一个残忍的人，但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使我知道惩罚的结果是什么，我仍然会下令执行惩罚，因为我坚信我们必须结束政治犯监狱里的混乱。现在已经到了罪犯可以攻击我们的高级官员的时候，这种局面令人蒙羞。我相信，继续忍受放肆行为——因为圣彼得堡的宽宏大量，这些怪物和弑君者可以这般行事——会违反我［在加冕礼时］立下的誓言。我非常了解，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会责难我，但我必须履行我的神圣职责。72

他们的确责难了他。和“雅库茨克惨剧”一道，“卡拉惨剧”——很快被冠以这一名称——在沙皇政权与革命运动的斗争中对沙皇政权的道德权威和合法性造成了重击。凯南向在欧洲和美国的受惊读者们介绍了这个事件：“西吉达女士和她的……同伴就如同是被东西伯利亚官员杀死，就像她们的喉咙在监狱院子里被刽子手割破一样。”731890年2月，伦敦《泰晤士报》报道了“优雅、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西吉达的命运：


即使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有地位、有身份的女士也不应遭受这种恶行。这种野蛮的惩罚使西吉达女士深受侮辱，在无比的痛苦和对日后其他折磨的恐惧中，她服毒自杀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至今是一个谜，但显然，女性政治犯，特别是那些因自己的身份和所受的教育对那些有可能损伤其荣誉和自尊心的事情非常敏感的女性，认为自己再也无法免受当局的羞辱了。74

《纽约时报》在题为《被逼自杀的流放者：西伯利亚政治监狱里的恐怖事件》和《俄国的残酷》的新闻中详细介绍了西吉达“令人震惊的官方谋杀事件”和“在卡拉政治监狱中的愤怒”75。1890年3月9日，“一场大规模示威游行”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以抗议“俄国政府在管理政治犯时的残忍行为，这些政治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流放西伯利亚，这个埋葬着无数贵族男女的‘活人坟墓’，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渴望享受我们英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政治自由”。为了调动情绪，其中一位发言者宣称：


英国人有义务抗议、让公众关注俄国可怕的社会和政治奴役状态……在俄国，数十名杰出的男性和贵族妇女因要求政治自由而被关在地牢和牢房里，这些牢狱太低矮，他们在里面无法站立，也太狭小，他们在里面无法躺下……经过一番荒唐的审判，年轻的男性和美丽的女性被拉到银矿、铅矿、盐矿工作，过得比役畜还累，经受着可怕的穷困和残酷。这些可怜的囚犯在雪地里穿行数英里，戴着锁链和手铐，像虚弱的绵羊一样倒在路边，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特别是妇女，遭受了极其严重的侮辱。英国人可以平静地看待这些事吗？76

凯南对流放制度的猛烈批评也激发出了一种对外国革命者的同情。凯南刚从西伯利亚回到美国，便就流放制度向公众发表了演讲，他常常在台上以如下形象示人：头上的半边头发剃去了，身穿破衣烂衫，戴着镣铐，就像一个西伯利亚罪犯。他想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西伯利亚流放者并不是野蛮的狂热分子，他们是已经放弃了所有他们热爱的人和事物、用自己的生命去赌那些被我们视为人类的基本权利的东西的人。”“西伯利亚流放请愿协会”于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五十个城市中设有分会，并在抗议沙皇对待政治犯的方式的请愿书上收集了超过一百万个签名。1890年，凯南在波士顿发表演讲时，马克·吐温从座位上站起来，含泪说道：“如果这样的政府只能用炸药来推翻，那么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炸药！”77

1884年7月回到伦敦后，革命者谢尔盖·克拉夫钦斯基——在1878年刺杀俄国政治警察负责人尼古拉·梅津采夫的刺客——开始提升关在刑罚定居点和监狱中的俄国激进分子的形象。他的作品，包括《俄国风暴》（1886年）和很大程度上属自传性质的《虚无主义者的事业》（1889年），受到了英国公众的热烈欢迎。1890年3月31日在伦敦，和著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罗波特金（他是一名逃出西伯利亚的逃犯）一起，克拉夫钦斯基帮助建立了俄国自由之友协会。该协会公开宣布的目标是帮助遭受沙皇虐待的受害者，为政治犯逃跑提供资金援助，并呼吁西方关注俄国改革的必要性。1890年8月，该协会发行了它的第一份英文报纸，截至11月，该报拥有超过十万名订阅者。这种严厉的谴责自然损害了俄国专制政权，巩固了国际社会将其视为残暴、专横政权的看法。有同情心的俄国政治异见人士的形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传播广泛、产生了强烈共鸣，甚至在伊迪丝·内斯比特的《铁路边的孩子们》（1905年）中，斯捷潘斯基先生这个人物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78

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俄国政治犯所处困境的普遍同情，英国、法国和瑞士政府拒绝将激进分子引渡到俄国，以免他们回国后要面对着被普遍认为藐视最基本的法律原则、让囚犯接受残忍对待的沙皇司法体系。因此，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尤里·马尔托夫、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都能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而不用担心欧洲国家政府的干涉。79

在国内，审查制度曾阻止俄国国内新闻界公开讨论重大事件，在这套制度在1905年革命中崩溃后，有关卡拉和雅库茨克悲惨事件的新闻便充斥着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出版物。正在沙皇政权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时，关于在西伯利亚的残暴和专制故事却进一步破坏了沙皇政权在俄国读者公众眼中的可信性。80

有洞察力的政府成员非常清楚眼下正在发生什么。西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卡兹纳科夫说，流放制度正在西伯利亚孕育着暴动。他认为，让成千上万名行政流放者分散到西伯利亚各地的城镇和村庄里并让他们处在有效的监管之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很难达到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效果，而只会加剧他们的愤怒”。内政部官员迪卡列尔注意到，行政流放颠覆分子，就是把革命者锻造成团结的团体，“让他们坚信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并激发了他们的反抗精神”81。

革命者自己也赞同这一点。凯克——在西吉达遭受鞭打之后他曾企图自杀，但失败了——带着某种近似骄傲的感觉回顾了自己在下卡拉监狱的岁月：“我们的一代代革命青年来到卡拉，对数十人来说……它是一个母校，是一所关于发展和教育的高等学校。”令当局担心的是，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者热衷于与自己周边的市民和村民分享这种教育，东西伯利亚总督德米特里·阿努钦在1882年注意到：“必须要说，通过流放，政府本身，而且是在用自己的资金，在像东西伯利亚这样的地方传播无政府主义学说，而那些地方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任何此类学说。”82

凯南确信：“不是恐怖主义让行政流放在俄国成为必需的制度；是极端的残忍和未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