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失败者要倒霉了！”

的人，我的家人，我爱的人，我最后一次拥抱你们所有人。想着我的事业的正义性，我的心中带着一股力量，我可以从容赴死。我只担心那些至亲的人，这些人将要被我抛下。我的痛苦只持续几个小时，我的痛苦是什么？而他们需要怎样的力量去忍耐！……警卫刚刚进来了。他们带来了罪犯的衣服，我已经换上了。我穿着帆布衬衫坐在这里，我觉得非常冷。不要认为我的手因为恐惧而颤抖。再见了，再见了，我亲爱的人儿们！61

流放者既绝望又被包围着，且没有用来自卫的武器，他们无法对抗俄国的武装力量。然而，1889年3月22日在雅库茨克发生的战斗，是在俄国和国际新闻媒体上发起的争取公众同情的更广阔战争的组成部分。“雅库茨克惨剧”在俄国内外引起了公愤。革命者明白这场争取民意的更广阔战争的本质，而且他们在巧妙地追求这个目标。即使面对绞刑架，佐托夫也充分利用了雅库茨克事件能产生的力量。他在最后一封写给在俄国的同志的信中称：


这是我的遗嘱，让你自己冷酷起来，在这些恐怖事件、这场大屠杀、这场杀戮的尾声的影响下，尽你所能地去充分利用这出戏剧，这个展现俄国专制主义的残酷、专断和残暴的大型例子……请给在我们的祖国和国外的各个角落的所有的［乔治·］凯南们写信……这是我们能在这场可怕的国家复仇行动中弥补我们的损失的唯一办法。62

到1889年秋天，详述雅库茨克当局的“专制残酷”的革命小册子确实在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传播着。伊尔库茨克省的政治流放者给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写了一封信，谴责奥斯塔什金对政治流放者实施了“粗暴和血腥的惩罚”63。

在欧洲和美国，新闻界不再同情当局。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动政权受到了广泛斥责；凯南在新闻界对流放制度展开的斗争以及在伦敦、巴黎和日内瓦的政治流放者不断写出的回忆录，煽动起了反对沙皇的情绪。在伦敦出版的俄语流亡杂志《社会民主党人》宣称：“沙皇食人者的壮举足够雄辩，因而它们不需要任何注解。”伦敦《泰晤士报》在1889年12月26日报道了这个事件，将其称为一起“对西伯利亚政治犯的杀戮”，并声称：“这个血腥和恐怖的故事是一个俄国政府永远无法回避的故事。它自称高于民意，但是有一道线，过了这道线，它便不能无视人类的裁决。”《纽约时报》在2月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是《人像狗一样被枪杀：雅库茨克大屠杀的真实故事》。64沙皇俄国正在创造一个西伯利亚牺牲者军团，但它似乎没有发现这一危险。在西伯利亚当局残酷地解决了雅库茨克惨剧幸存者的问题一个月后，当局又陷入了另一场有损政府的信誉和合法性的困境。这次的煽动者是伊丽莎白·科瓦尔斯卡娅。

副官长安德烈·科尔夫男爵是普里阿穆尔斯克的总督，这个职务直接负责卡拉的政治犯。科尔夫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圣彼得堡在应付“国家罪犯”时过于宽宏大量。1888年8月5日，他对乌斯季-卡拉监狱进行了一次正式探访，其间偶然碰到了坐在院子里的科瓦尔斯卡娅，随后命令她在他面前站着。科瓦尔斯卡娅拒绝照做。“作为一个罪犯，”她回忆说，“我绝对不能在我没有停止与之作对的敌人面前站着，哪怕是在监狱里。”这个著名的政治流放者有着一串对其他罪犯造成“有害影响”的不良记录，科尔夫对她的这个反抗表现感到愤怒。两天后，他下令把科瓦尔斯卡娅转移到赤塔附近的上乌金斯克监狱，在“最严酷的条件下”单独监禁。他明确表示，这项惩罚是“以儆效尤”65。

8月11日深夜，卡拉女子监狱的指挥官马休科夫让人把半裸的科瓦尔斯卡娅推出了牢房。他要求她在男性流放犯面前穿上常规的囚服，随后让人将她带出了监狱，乘船前往斯列坚斯克。科瓦尔斯卡娅的女狱友非常愤慨。玛丽亚·卡鲁兹斯卡亚、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和娜杰日达·米尔尼茨卡谴责这种“对一个国家罪犯的无耻嘲弄”。她们写信给伊尔库茨克当局，要求正式调查这次“可耻的违法行为”，并将马休科夫撤职。政治犯和监狱当局之间的关系在下一年急剧恶化，其间，罪犯实施了三次绝食行动，每次都到逼近死亡时才放弃。这是危险的边缘政策。1889年5月31日，卡拉的古列维奇医生被派去检查女罪犯的身体状况，他报告说，她们确实“表现出了饥饿状态的症状……所有人都心率很快，口中呼出的气味非常难闻，脉搏很快，失眠，表情淡然”。然而，不到几天，这些罪犯的决心开始减弱，无法抗拒每天送进牢房的食物。66

另一名卡拉的女罪犯纳塔利娅·西吉达令这场冲突剧烈升级。28岁的西吉达是一名塔甘罗格商人的女儿（她家和安东·契诃夫是邻居），也是一名人民意志党成员，因运营一家地下印刷厂被判服八年苦役。她认识到这些妇女无法成功通过绝食来迫使当局让步，于是要求在1889年8月底与马休科夫会面。进入马休科夫的办公室后，西吉达宣称：“我原希望你被撤职，但是当局并不重视我们的申诉，所以我要亲自侮辱你。”西吉达走到马休科夫面前，打了他一个耳光。在已经成为围绕着道德权威和政治合法性展开的磨人斗争（对革命者和监狱当局来说都是）中，打一名高级监狱官员就是象征性地攻击沙皇俄国。67

科尔夫决定在这些难以管束的政治犯身上彻底贯彻自己的权威，10月26日，他下令让卡拉监狱保持沉默状态。看守们获悉，监狱管理制度从今以后将


从根本上改变，绝对不会姑息纵容。一旦再发生骚乱……她们都只能得到普通罪犯的配给，被剥夺她们此前获准用自己的钱买来的东西，包括写作材料等物品。如果哪个罪犯表现出任何反抗……那么反抗将受到武装压制，不管后果是什么。惹麻烦的人会遭受没有丝毫让步的肉刑。68

让革命者非常受辱的是，科尔夫下令用桦树条鞭打西吉达一百下。这种做法强硬地无视了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和妇女不受肉刑的传统，其影响极为巨大。公众普遍反对使用肉刑，甚至是对普通罪犯使用也不行，鞭打出自俄国受教育阶层的政治犯，就是违反公认的道德标准；用桦树条鞭打一名年轻女性一百下，就是实施一种暴行。鉴于西吉达健康状况不佳，卡拉医生古列维奇拒绝批准也不愿意出席鞭打她的活动。当局没有就此收手，他们在没有医生在场的情况下于1889年11月7日执行了惩罚。在鞭打之前，西吉达“宣称这样的惩罚无异于死亡，然后自愿躺到桦树条下”69。

这么说不是空话。当天晚些时候西吉达被送回牢房，随后她和狱友玛丽亚·卡鲁兹斯卡亚、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以及娜杰日达·米尔尼茨卡一起服毒自杀。西吉达在那天晚上去世，其他人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去世。当这次鞭打的消息传到达卡拉政治犯的耳中后，自杀式抗议活动开始蔓延。已经被释放到监狱外的定居点的政治流放者瑙姆·凯克开枪自杀，但他活了下来。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男子监狱里的七名囚犯也试图用过量的吗啡自杀。很多人效仿了他们。共有二十名囚犯服毒，六人死亡。70

在卡拉上演的致命场景，是革命者和国家围绕着对囚犯身体的控制权展开的公开争夺。激进分子否认国家拥有在肉体上惩罚他们的权利，这样做的同时也是否认了当局把他们当作普通罪犯对待的权利。通过自杀，西吉达和她的革命者同伴把肉刑用作了一个强调当局非法的暴力行径的公开展示，再延伸一下，用作了一个强调专制政权本身的专横性的公开展示。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