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失败者要倒霉了！”

特”号，他是船上的42名政治流放者之一，当时船上共有500多名罪犯。甲板下面的环境十分恶劣：“船舱内非常憋闷，尤其是在驳船航行时，人们只能通过开着的窗户通风。”48

19世纪60年代，平均每年有11200名流放者及其家人进入西伯利亚；19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达到16600，在10年的时间里，年均增长率为48％。1876年，28500多名流放者经过莫斯科；15000人由火车运往下诺夫哥罗德，另有11500人经其他路线前往西伯利亚。1867年，在秋明与托木斯克之间运营罪犯驳船的承包商共运送了5000名流放者和他们的家人；到1876年，运载的人数增长了一倍多。驳船共运送了10500人：8000名流放者，2600名①陪同丈夫和父亲的妇女和儿童。49

罪犯前往流放地的旅程或许已经提速了，但仍然十分艰苦，有些时候是致命的。包括政治流放者在内的囚犯从莫斯科出发时已经是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有时只配备着干面包和腐坏的鱼。自愿跟随丈夫和父亲去流放地的妇女和儿童在途中一直是被关起来的，这种做法违反了圣彼得堡方面多次申明的规定。路况太糟，因而坐在没有弹性的车上是一种折磨。50

陆路和水路的严酷折磨损害了流放者及其家人的健康，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过度拥挤、冷风阵阵和供热条件差的中转监狱和休息站里病倒了。波兰革命者瓦茨瓦夫·谢罗谢夫斯基于1879年前往雅库茨克，其中一个地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上，当牢房被锁上，屋内留下几个供我们晚上大小便的木桶之后，空气里就弥漫着臭味，就好像一个被掘开的坟墓发出的气味……无数昆虫和咬人很疼的蟑螂会爬到在睡觉的人身上。人们没法躲开这些虫子：臭虫、跳蚤、虱子和壁虱。它们常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爬过每一个缝隙，集中到我们衣服的褶皱里。如果把它们弄死，那里会再次出现同样数量的虫子。差不多每个罪犯的前胸后背上都有恶心的水疱和虫子咬痕。虫子通过衣服，尤其是床单（在分发出去时，这些床单通常很旧，而且没洗干净）将斑疹伤寒病和皮肤病从一个流放队伍传给另一个。51

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数百名罪犯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死于结核病、肺炎、斑疹伤寒和一系列其他小病。52

路途当中的身体疲惫、强制性公社主义、邋遢和尊严受损，引起了政治流放者的震惊和愤怒，其中许多人出身帝国的特权阶级。因此，流放队伍成了政治流放者与其警卫产生冲突的场所。一个在1883年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流放队伍要求监狱当局做出以下让步：他们必须获准全都留在同一个群体里；他们的牢房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锁上；他们必须获准带自己的衣服、床单和物品；他们必须获准一起吃饭；在转运时，他们必须被一同送走，就像他们从托木斯克出发时一样。叶尼塞省省长威胁要用武力逼他们进入牢房，他们这才屈服并进入了监狱。53

1888年6月，二十二名行政流放者通过铁路到达秋明中转监狱。当他们得知自己将和普通罪犯一起乘坐马车及步行前往鄂木斯克后，他们拒绝继续前进，并要求安排马匹或轮船运送自己。其中一个流放者后来解释说，由于长期单独监禁且没有健康的体魄，他们疲惫不堪，所以他们非常害怕如此漫长又累人的旅程。“此外，我们听说了政治流放者在流放队伍中经历的恐怖遭遇，包括押送兵殴打政治犯、企图强奸妇女的事。”当局并没有让步，而政治犯拒绝离开牢房并威胁要采取自卫手段，于是监狱里出现了一种紧张的僵局。政治犯们被一个接一个地拖进院子里，他们再次聚在一起，大声辱骂看守，并试图冲回监狱建筑里。然而，流放者敌不过人数多于他们的武装士兵。他们最终顺从了，步行继续上路。54

当局不认同这次相对轻微的反抗。流放者坚称他们的行为是“不服从行为，而不是抵抗行为”，但当局对此说法漠不关心，在亚历山大三世敦促实施“严惩”后，当局下达了严厉的判决。这群人的领导者被剥夺了与其地位相当的权利，被判处服八年苦役，另有两个人被判处流放到叶尼塞省的定居点，其余人则要在狱中监禁长达一年的时间。他们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被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现在，他们最初的判决改为了时间更长的流放，甚至改为服苦役。行政流放者的反抗行为遭受了更严厉的判决，此后形成了一种更激烈的对抗和更严格的惩罚相结合的模式。55

在这种冲突不断升级的循环中，1889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流放者和看守之间的两次暴力决战将在俄国的政治权力争夺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每次决战都严重损害了沙皇政权的道德和政治权威，培育了正迅速成为革命运动的心理动机的愤怒和仇恨。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除了作为政治流放者的一个目的地，雅库茨克城也成为流放者前往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维柳伊斯克、上扬斯克和科雷马几个北极圈定居点的中转站。56为了转移走在1888至1889年的冬天集聚在雅库茨克的流放者，代理省长帕维尔·奥斯塔什金命令地方当局在低于-20℃的气温中送走流放者。奥斯塔什金进一步限制了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一道行进的队伍的规模。一个队伍不得超过四名流放者。他还大大减少了流放者在向北行进时被准许携带的行李和物资的重量。57

这种新的流放者运送制度基本没有考虑流放者的利益。第一批在这种制度下踏上行程的是大约三十名行政流放者，其中包括十几名妇女和儿童。1889年3月22日，流放者直截了当地拒绝前进，并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坚持让省长撤销让他们在这样致命的气温下继续旅程的命令。随后，他们把自己关在一个大木屋里，在这所雅库茨克流放定居者的住宅里等待着省长的答复。他们的抗议被置若罔闻，因为雅库茨克当局怀疑这些流放者之所以想要在春天到来前一直留在雅库茨克，就是为了逃跑。58

他们无视了奥斯塔什金的投降指示，于是这位省长命令哥萨克小分队包围建筑物并将流放者强行拖入院内。在随后的打斗中，流放者努力用棍子和匕首来自卫，其中一人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冲着士兵开火，这些士兵便逃跑了。当省长接管现场后，双方的进一步交火达到白热化状态：集合起来的士兵对着这个建筑连续开了几分钟的枪，直到革命者投降。根据某些估计，枪支一共齐发了几百次。等到流放者投降、刺鼻的烟雾从房子里散去后，人们发现六名流放者、一名警官和一名士兵的尸体躺在地上；包括奥斯塔什金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受伤。59

后来，流放者坚持说，他们开枪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士兵的暴力袭击。同时，国家声称，这起事件是一场反对雅库茨克省省长的合法权威的有预谋叛乱。国家把幸存的流放者移交给一个军事法庭，这个法庭裁定所有签署请愿书的人都犯有“武装叛乱”罪。6月，三名被指称的头目被判处死刑，十四人被判终身服苦役，其余人则被判服十五年苦役。1889年8月7日，列夫·科甘-伯恩斯坦、阿尔贝特·高斯曼和尼古拉·佐托夫在雅库茨克监狱的院子里被绞死。60在行刑前那个漫长的夜晚，每个人都给自己的家人和同志写了告别信。佐托夫给父母写了信：


我精神很好，甚至是很振奋，但我的身体和神经非常疲劳。在过去的两天里，我的神经所受的压力是难以忍受的。有那么多强烈的情感！好吧，我最亲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