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失败者要倒霉了！”

正如一则报告反映的：


除极少数例外，政治苦役犯并不认为自己是罪犯。他们不仅不表示懊悔，相反，他们寻求一切机会来表现自己的优越性。结果，他们在与当局打交道时粗鲁又无礼；他们从来没有要求得到任何东西，但总是一再地坚持要让他们的要求立即得到满足。如果没有满足，他们就宣布“抗议”。他们总是没有合理理由地违反监狱纪律，只是为了表达他们对当局的蔑视……即使连官员提出的最基本的指示也会引发不受约束的不服从和混乱场面，当然，这些煽动者总是能在整个监狱中寻获彻底的支持和团结，这使得任何个人骚乱都会立即变成监狱范围的动乱。37

有些监狱官员选择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实施不与政治犯为敌的政策，答应他们的大部分要求，给他们相当多的自由和特权。下卡拉监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监狱负责人弗拉基米尔·科诺维奇执行的就是一种相对宽松的管理模式，那里的罪犯不用戴镣铐，不必参加工作，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甚至能住在监狱以外的私人小屋里。在一封被拦截的信件中，关在卡拉的政治犯加夫里尔·贝洛茨维托夫描述了当时的情况：“苦役并不像在俄国的人想象的那么糟……我们都住在一个监狱里……里面没有看守，这本身就为我们省却了很多烦恼。”罪犯收到了来自俄国的各种期刊，甚至有时间发行他们自己的杂志《卡拉》，并组织神秘学者与灵魂世界的交流——当时这种活动在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当中非常流行。38

另一位政治犯解释说，科诺维奇希望通过让步来从政治犯那里赢得不会逃跑的保证，但他们没有给出这种承诺；他们宣称，他们的原则是“不与当局达成任何形式的允诺”。事实上，这些政治犯把逃跑看作一种完全合法的革命斗争形式。卡拉的政治流放者决心不当有特权的罪犯，而是当国家不可安抚的敌人，科诺维奇的自由主义管理模式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1882年4月，8名“国家罪犯”从一个监狱附属建筑的屋顶逃出了监狱。伊波利特·梅什金是这次越狱的组织者之一，他之前因为在俄国农村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而被捕，并在“193人审判”中被判处服10年苦役。39当局在几周内成功追踪、捕获了所有8名罪犯，但发现这些逃犯身上带着左轮手枪、子弹和匕首，人们认为监狱管理制度的松懈让这些东西可以弄到。在被捕之前，梅什金和一位同志已经跑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40

因为这起逃跑事件，科诺维奇被解职，监狱里出现了一场镇压活动。监管制度得到了加强：罪犯再次戴上了脚镣，他们的牢房遭到了搜查，他们的阅读材料被没收，他们与亲人的通信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是直到1882年5月，动乱爆发点才出现。因为当时有传言说当局正准备给他们剃头，这些罪犯便把自己封锁在牢房里。国家以武力回应。约800名哥萨克步兵进入监狱，将罪犯从牢房中带了出来，给他们戴上锁链，并将其赶出监狱。当局决定，在他们重新设计下卡拉监狱的布局（为了使集体抗议变得更加困难）时，暂时把这群反叛的政治犯分散到关押普通罪犯的各个卡拉监狱。41

作为对这次镇压——被政治犯称为“5月11日大屠杀”——的回应，关在卡拉几所监狱中的113名政治犯中的73人宣布绝食。在这些人绝食一周之后，梅什金在7月19日写信给当局，列举了罪犯们受到的种种不公待遇。比如说，当局发现一名狱友的母亲在偷偷从监狱里送出违禁信件，便把她强制遣送回俄国，再比如囚犯被剃头，还有来自监狱当局的“众多琐碎刁难和侮辱”。梅什金强调了已婚男士们是如何被禁止和自己的妻子见面的，而这些妻子是在得到政府高官的许可后千里迢迢地来到了西伯利亚的。罪犯被带到了离家人、朋友数千千米远的地方，被剥夺了与父母兄弟姐妹通信的权利。梅什金认为，这种约束不是“执行法律”的表现，而是“地方当局的专制”的表现。然而，最后一根稻草是囚犯齐普洛夫遭鞭打一事，齐普洛夫虽被认定为一个普通罪犯，但他却因为从卡拉偷偷送出政治犯的信件而受到惩罚。梅什金抗议：“现在我们没有人能觉得自己可以免受这样侮辱性的惩罚，这种惩罚会激怒道德尚且完整之人的灵魂。”绝食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当局书面保证“政治犯不会遭到绞刑吏的惩罚”。否则，梅什金向当局保证，卡拉的政治犯“宁愿饿死”。但梅什金是在虚张声势。卡拉的政治犯没准备好为他们的事业牺牲。当局把这些罪犯分成几小群，每天把食物送到牢房里，把它们一整晚地放在那里，以引诱他们进食。这个策略奏效了，这些罪犯一个个地放弃了绝食。42

这场绝食活动的直接目标是迫使监狱当局恢复早先那种更加宽容的监狱管理模式，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这场“饥饿暴动”的次要目标是在东西伯利亚各地煽动不满情绪、在整个俄国引发愤慨，这个目标一度成功了；乌斯季-卡拉监狱里的女犯人也加入了这些骚乱，骚乱甚至波及那些“密谋逃跑、停止工作的普通罪犯”43。

为了镇压这些有可能演变成有组织的暴乱的骚乱，当局把目光对准了那几个领导绝食活动的头目。有些人被转移到伊尔库茨克以外七十千米处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苦役监狱，有八个人被送回了圣彼得堡，这证明了西伯利亚当局自己无法对付坚决的革命者。梅什金是被送回首都的人之一，先是被送到彼得保罗要塞潮湿的牢房里，后被带送到什利谢利堡监狱。1884年12月，梅什金与一名看守发生暴力冲突，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在1885年2月7日被射击队枪决。44

六个星期后，剩下的男性政治犯被送回了下卡拉监狱，他们发现当局已经将原先的大营房分成了供三到五人居住的小牢房，而之前是二十到二十五个人住在一起。尽管看守无法阻止罪犯通过敲击木墙、冲着木墙呼喊来相互沟通，但他们满意地注意到，“把罪犯分成较小的群体，明显削弱了那种他们集中关在大牢房里时发展出的叛逆精神”45。

卡拉监狱里发生的骚乱表明，这些罪犯决心不仅捍卫他们的尊严，还要捍卫一系列不是由国家赋予的而是全人类共有的权利。但是，肉刑可能会给他们的这种决心造成一种毁灭性的心理打击。许多（但不是大多数）受到鞭打的罪犯会屈服，痉挛着乞求怜悯。因此，桦树条和鞭子有可能在心理上摧毁挑衅性的尊严，很多政治犯在监禁期间一直维持着这种尊严，且常常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次，卡拉官员向政治犯保证，他们全都不会遭受肉刑。这种缓和局面维持了7年。46

当被流放的革命者和基辅大学讲师伊万·别洛孔斯基于1880年前往东西伯利亚时，他体验了国家可使用的各种运送手段：流放队伍和休息站、水上驳船和铁路。在过去的20年里，将流放者运送到西伯利亚已经成了一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的大型事业。现在，将流放者遣送至西伯利亚的过程反映着俄罗斯帝国工业化的进程。19世纪下半叶，前现代和现代的交通运输手段都用于运送人数日益增加的流放者。47

1867年，当局开始沿着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把罪犯从下诺夫哥罗德运往彼尔姆。两艘驳船负责这段路途。较小的那一艘名为“法布里坎特”号，可以运送322名罪犯；较大的那艘名为“萨拉普尔”号，可运送475名罪犯，由28名士兵护送。夏天，两艘船各航行25趟，每年夏天把大约9000名罪犯送到彼尔姆。驳船的过度拥挤是一个问题，随着流放者人数激增，过度拥挤的问题变得难以忍受。别洛孔斯基在1880年乘坐“法布里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