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失败者要倒霉了！”

气氛。“在这里，没有人会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契诃夫在1890年6月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没有人会逮捕你，没有地方可流放你，因此你可以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25许多人因为在俄国欧洲部分的政治和公民激进主义而被流放，但他们却在西伯利亚发现了追求他们的经济、出版和教育关注点的新机会。

行政流放者——其中有些人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放逐——甚至在西伯利亚官僚机构中找到了会计、官员和巡视员的工作。很多人开始研究学术，继续从事由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流放者开启的调查西伯利亚的地理和地质的传统。这些政治人物的民主理想让很多人开始研究西伯利亚的土著民族。有些人组织了探险活动，探索外贝加尔地区和极北地区的偏远地带，他们的研究结果有利于西伯利亚行政机构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辖区。一群政治流放者在19世纪90年代展开的民族志研究，帮助雅库茨克省省长弗拉基米尔·斯科雷平采恩起草了旨在解决土著雅库特人贫困问题而进行的土地改革。26

一些政治流放者继续从事作家和记者的工作。地方新闻界比大都市新闻界受到的审查员的审查少，并且因为对西伯利亚行政、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坦率评论赢得了良好声誉。政治流放者在《东方先驱》和《西伯利亚公报》等报刊的编辑委员会中占主要地位。27

尽管官方禁止流放者从事教学工作，但他们在推动西伯利亚教育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经常是在幕后）。他们在西伯利亚商人和官员的家中担任教师，在多个西伯利亚城市帮助建立了图书馆、博物馆和读书俱乐部。他们还致力于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办中小学，写作了大量与当地人的教育需求有关的文章，甚至倡导用西伯利亚土著民族的母语进行教学。28

尽管有这些施展行动主义的温和机会，西伯利亚行政流放者的生活仍然充斥着一连串琐碎的官方干涉、日常的侮辱和毫无意义的限制。在许多情况下，流放者没有官方准许不得离开村庄，且必须定期到警察局报到；他们的信件要经西伯利亚当局的手。像先前的波兰人一样，他们被剥夺了从事他们自己的职业的权利。年轻的医学生尼冯特·多尔戈波罗夫于1880年被从哈尔科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秋卡林斯克，因为他抗议了当局对一场学生示威活动的残酷驱散。在西伯利亚，他非正式地在当地农民中行医，还因为这么做遭到了当地警察总长的斥责。一个秋天，秋卡林斯克市市长的母亲意外被子弹打中大腿，当地医生说自己没有必要的专门知识，拒绝取出子弹。他建议市长去找“有专门技能的外科医生”多尔戈波罗夫。尽管有些担心此事的后果，但多尔戈波罗夫还是成功做手术取出了子弹。他迅速遭到逮捕，被监禁在秋卡林斯克地区监狱，他在那里感染了斑疹伤寒。尽管那些把食物和鲜花带到狱中的市民对他表示同情，尽管这个罪犯病情严重，但当地警察总长还是把他送到了伊希姆城。令人惊奇的是，多尔戈波罗夫最终在医院康复了。这件事甚至出现在了1884年1月的《泰晤士报》上。29

政治犯愤怒地认为自己所受的惩罚不公正，于是做出了一系列轻微的反抗。他们拒绝离开牢房参加点名，拒绝与普通罪犯一起乘坐驳船，拒绝在监狱官员出现时摘下自己的帽子。一位在巴拉甘斯克的政治流放者破坏了挂在地方行政大楼中的沙皇肖像，这让他被关在了该城的监狱中。30当局经常会注意到，对一个罪犯的惩罚常常会引起其同志的抗议。当局陷入了报复和战况升级的循环当中，他们只能通过强力在循环中取胜。但是，在一个地方和国家新闻界繁荣发展（但仍接受审查）的时代，对于一个想要巩固其道德权威的政府来说，这样的策略自身带有风险。

迪卡列尔注意到政治犯非常团结。他观察到：“只要他们中的某个人听说有一个行政流放者到来了，即使这个流放者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其他人也会冲过去欢迎这个人并带其参观。如果一个人将受惩罚，他们经常会提前发现，然后主动拿钱和东西给他，帮助他转送信件等。”1884年12月，二十三名行政流放者经过托博尔斯克省亚卢托罗夫斯克，他们违反了流放指挥官的命令，离开警卫去向住在镇上的政治流放者致意。当士兵用步枪托迫使流放者回到队伍中时，一名流放者试图夺过一名士兵的步枪，另一名流放者则上前扯下了流放指挥官的肩章。因为这些反抗行为，这两名流放者分别被判处两个月和三个月监禁。31

这种团结意识使得当局管束和控制政治犯的任务更具挑战性。这也意味着，对个人的虐待可能会迅速激发罪犯集体对抗官员。1888年，二十名在托博尔斯克省苏尔古特城受警察监控的行政流放者写信给省长弗拉基米尔·特里尼茨基，要求一旦他们生病，应直接获准前往托博尔斯克城接受治疗，而不必每次都请求他的特别许可。特里尼茨基拒绝了。后来，他们当中的伊万诺夫病得很重，但他最终被准许转移到托博尔斯克城时，却在途中死了，这件事使局势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状态。愤怒的流放者谴责了“当局鲁莽、无法无天、不公正和不道德的态度”，并写信给特里尼茨基：“我们的耐心已经耗尽，我们曾认为你可能尚存一丝正派，但这一微弱希望现在消失了。你对我们患病同志的嘲弄以及你总体的态度，让我们不再把你看作托博尔斯克省省长，而是一个怪物！因此，我们今后拒绝听从你的任何命令。”32

革命者和官员都明白，在一个讲究服从和权威等级的文化中，辱骂沙皇的直接代表就是辱骂沙皇专制政权本身。特里尼茨基抓捕了这些人（他们大喊“自由万岁！”和“打倒政府！”），在托博尔斯克监狱里关押了两个月后，罪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雅库茨克省，“流放到不利于逃跑的地区，生活在不太易受革命宣传的影响的人当中” 。其余人则被分散到托博尔斯克省的偏远乡村中。这些惩罚是不需要进一步审判的行政措施，因为这类审判“会给政治流放者提供抗议和抱怨其处境的平台”33。

在与当局对抗时，政治流放者会刻意引起公众的注意，即那些他们知道会同情他们的困境（但并不总是同情他们的事业）的人。如果一位官员坚持严格执行管理流放者和苦役犯的法律，那么政治犯就会“在西伯利亚新闻界向他宣战”。迪卡列尔愤慨地说道：


仔细阅读《东方评论》或《西伯利亚公报》的任何版面，就足以了解某位官员对待流放者是否严厉。众所周知，大多数报纸记者……都是行政流放者。此外，报纸有广泛的读者群，所以即使是高级地方官员也会顾及报纸上的内容。我听到人们在说：“你在报纸上看过他们做的某某事了吗？”34

有的时候，官员们会因流放者而害怕，担心罪犯逃跑对他们的事业和工作的影响。35

被判处服苦役的革命者集中在西伯利亚监狱的稳定群体中，这些人更加难以管理。1880年，内政部规定所有在欧洲监狱服苦役的政治犯应转移到西伯利亚。对于政治罪犯而言，苦役判决事实上已经成为在西伯利亚某座监狱的监禁。大多数人被送到涅尔琴斯克，男人被送到下卡拉监狱，妇女则沿着卡拉河到达河口处的乌斯季-卡拉监狱。卡拉作为苦役场所的重要性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但在19世纪80年代，它在东西伯利亚监禁国家罪犯方面处于中心位置。1882年初，东西伯利亚有430名政治流放者；因重罪被判处服苦役的123人都关在卡拉。36地方当局努力地应付着那些积极与官员对抗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