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失败者要倒霉了！”

深切厌恶沙皇俄国。19世纪70年代，科瓦尔斯卡娅成为地下革命组织的积极成员，参与颠覆性书籍的传播以及哈尔科夫、圣彼得堡和基辅工人阶层当中的运动，最终于1880年10月在基辅被捕。第二年6月，一个基辅军事法庭判处科瓦尔斯卡娅终身服苦役，从那时起，她便成了西伯利亚当局的眼中钉。17

据说，在1881年9月随流放队伍前往卡拉的途中，她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几起骚乱事件的主要煽动者”，在那里，她“惹怒了她的警卫”并“咒骂流放指挥官”。她带领政治犯同伴绝食，在他们的队伍被分成几个小规模团体、在重装警卫的押送下被带到伊尔库茨克之前，这场绝食运动为他们争取到了些许让步。抵达伊尔库茨克监狱后，科瓦尔斯卡娅把注意力转向逃跑。1882年2月16日，她与革命同伴索菲娅·博戈莫列茨一道直接走出了监狱。这两个女人让两个假人躺在床上，骗过了晚上值班的看守，随后科瓦尔斯卡娅假装成女看守，带着博戈莫列茨走出了监狱大门。搜捕随之而来，十天后，这两个女人和一名共犯在伊尔库茨克的一所房子里被逮捕。科瓦尔斯卡娅在1882年早春被送到了卡拉的女子监狱。18

科瓦尔斯卡娅领导了多次绝食活动，以抗议那里恶劣的条件。她难以管束而且给其他罪犯树立了坏榜样，于是在1884年被送回伊尔库茨克，她在那里再次实施了逃跑。她在被子下放了一堆东西，让警卫误以为她在睡觉，在一名看守明显的默许下，她弄到了一套警卫制服。1884年9月2日清晨，看管着伊尔库茨克监狱入口的几名警卫打开了大门，让五名罪犯在一名看守的陪同下出去干活。当他们意识到那名陪同的看守正是科瓦尔斯卡娅时已经太晚了。这个逃犯“在逃跑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当局对镇上和周围的流放定居点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因此伊尔库茨克行政官员推断，这次逃跑肯定“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

这一次，科瓦尔斯卡娅在外躲藏了一个半月，由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医生庇护。然而，她的运气最终用完了，一个退役士兵发现了她的下落，把她交给了当局。他得到了两百卢布大额奖赏。回到伊尔库茨克监狱后，科瓦尔斯卡娅被单独监禁。但她仍然没有屈服。几个月后，她参加了另一场绝食活动，抗议监狱里的条件，而且她认为自己的死会迫使当局让步，于是她试图上吊自杀。由于一个看守及时出现，她才没有被勒死。伊尔库茨克地方法院因科瓦尔斯卡娅“在十三年半的时间里的多起罪行”而判处鞭打她九十下。但是，伊尔库茨克省省长谢尔盖·诺索维奇下令取消这一惩罚，因为他担心公众对于一个身体不好的矮小妇女遭受鞭打的看法，毕竟她的过错只不过是非暴力的、有些狂热的对抗。他认为，一般来说，“妇女免受肉刑，科瓦尔斯卡娅确实无法承受这种惩罚”。他决定判处她在卡拉金矿终身服苦役，而且是作为一个普通罪犯，而不是政治流放者。科瓦尔斯卡娅拒绝出席自己的判决宣读仪式。这名女罪犯在六名宪兵的押送下，于1884年4月14日朝着涅尔琴斯克卡拉刑罚定居点的方向，走过了贝加尔湖的冰面。20

在亚历山大二世于1881年遇刺后，所有那些未经正式指控便被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被迫发誓效忠于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许多人拒绝了。1879年5月，小说家和革命者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由于“政治上极其不可靠、危害公共安宁”而被行政流放到俄国欧洲部分的维亚特卡城。1881年6月，当局要求科罗连科宣誓“成为新君主的忠实臣民”，但他拒绝了。内政大臣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决定：“因为科罗连科表现出的敌对态度和他早先的有害活动，有必要将他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定居，并置于警察的密切监督下。”科罗连科在当年11月抵达莫斯科以东八千多千米的雅库茨克。他自己没有任何钱，只有每个月可怜的六卢布津贴。21

有些人的遭遇更惨。乔治·凯南在1888年认识了伊万和亚历山德拉·车尔尼亚夫斯基夫妇，他们在十年前被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1881年，在他们的孩子在托博尔斯克省出生后不久，当局要求他们向新沙皇宣誓效忠。他们拒绝了，由于再次暴露出了他们的叛逆天性，他们被送到了更往东的地方，先是送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再次拒绝宣誓后，被送到了伊尔库茨克。那时，冬天已经来临，他们坐着无篷马车穿过了几百千米寒冷的泰加林。亚历山德拉在旅途中努力给她的婴孩保暖，然而当她在到达伊尔库茨克之前的最后一个休息站打开包在孩子身上的衣物时，发现孩子已经冻死了。亚历山德拉非常震惊，一边哭泣，一边给死去的婴孩唱摇篮曲。凯南向惊恐的美国和欧洲读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在伊尔库茨克中转监狱的庭院里，气温-30℃，车尔尼亚夫斯基站了半小时，等待他们这群人被正式接收，他的妻子在旁边神志不清地胡言乱语，他的怀里则抱着死去的孩子。”22

拒绝宣誓效忠新沙皇，也立下了一个绝对不向当局请求宽恕的模式。谢尔盖·迪卡列尔是内政部高级官员，于1888年被派往西伯利亚调查“国家罪犯”的情况，他向这些罪犯提供了一些建议。他建议，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家属的人来说，他们表达委屈的最好方式是“以真诚的忏悔之心来求助于君主的宽赦”。他记录道，流放者的回应十分明确：“不，我们不会允许这种宽赦：我们已经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惩罚！政府或许能把我们从它认为对我们有害的环境中强行拉走，但是它不能强迫我们放弃我们的信念。”革命者非常明白，行使宽赦就是行使君主的权力。接受沙皇的宽赦，就是服从沙皇赐予宽赦的权利。当政治犯索菲娅·舍赫特尔得知1883年5月15日的沙皇大赦把她从苦役中解放出来时，她写信给当局：“我认为没有人有权惩罚我或向我表示宽恕，我把这两种做法都看作高压行为，因此我声明，我拒绝这种宽恕之举……我将服满整个刑期。”由于这一反抗行为，当局将她送到了雅库茨克寒冷荒芜的定居点。23

政治犯的行政流放刑期有时会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突然延长。1887年，叶戈尔·斯涅夫被行政流放到叶尼塞省乌祖尔村三年，他在那里忙于农耕。然而，在刑期结束时，他没有获释，而是“在没有得到任何警示或解释的情况下”，根据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列克谢·伊格纳季耶夫的命令被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他写信给内政大臣德米特里·托尔斯托伊，要求解释刑期突然延长的问题：“我知道自己没有犯过可能招致这种惩罚的罪行，而且，我没有在农民中间传播任何颠覆性观念……如果说我跟他们有联系，那只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斯涅夫抗议说，他已经在自己的农场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而在新流放地，从事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提出，国家补贴完全不够用，他现在正“遭受着严重困难”。但是总督办公室拒绝撤销延长斯涅夫行政流放期限的命令，甚至拒绝对此给出任何解释。斯涅夫的罪行、他的行政流放期限延长三年的原因以及他被转移到叶尼塞省另一个地区的做法在当局的内部信函中写得清清楚楚。1889年9月，斯涅夫向内政大臣送去了一份请愿书，“尖锐批判了政府对待政治犯的方式，并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同情”24。

尽管刑期会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延长，但一些被流放的激进分子，如半个世纪前的十二月党人，却矛盾地在西伯利亚找到了比在故乡更大的自由。国家监管相对薄弱，专业技术长期缺乏，负担过重、人手不足的地方行政机构相对纵容，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在西伯利亚创造出一种比在俄国城镇更加宽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