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失败者要倒霉了！”

78年5月9日推行了一项新法，剥夺了被指控袭击政府官员的人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以后，这类被告将由军事法庭秘密审判。使用紧急警察部队来拘留嫌疑人和使用军事法庭来定罪的做法非常不受欢迎。然而，这些措施似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人民意志党的活动被秘密警察严重破坏，而且他们的财政陷入混乱。但到了1881年3月1日，这些恐怖主义者杀死了他们的目标。9

在这起暗杀活动之后，第三厅的继任组织警卫队（音译“奥克拉那”）现在配备上了电报、卡片目录以及广泛的间谍和告密者网络，开始追踪和摧毁人民意志党。革命运动因为逮捕和渗透活动处于瘫痪状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彻底打垮了，而且在20世纪初之前，没有再用子弹和炸弹来挑战专制政权。作为一种行动宣传形式，这次暗杀是个凄惨的失败。它并没有激起预言过的革命。相反，农民阶层转而攻击他们认定的革命赞助人，开始袭击帝国境内的犹太人，他们指责那些犹太人应为此次暗杀行动负责。在部分城镇，混合了暴力抢劫、杀人和强奸的大屠杀夺走了数十人的生命，严重破坏了犹太人的生意。10

然而，即使人民意志党失败了，它也在争取感情和思想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狩猎沙皇活动”期间，政治信念和政治行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国家对所有异议——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想象中的——的迫害都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作为对此次暗杀的回应，1881年8月14日，亚历山大三世政府颁布了《关于维护政治制度和社会安宁的措施的法规》。这部法案原是设定为临时立法，但它实际上在1917年之前一直有效，列宁将其描述为“俄国事实上的宪法”11。这部法律事实上赋予了政府判处任何疑似参与煽动性活动的人在西伯利亚行政流放三至五年（1888年后延长至八年）的权力。美国人乔治·凯南解释了这部新法律授予的种种权力：


通过行政程序流放意味着，将某个令人讨厌的人从帝国的一个地方放逐到另一个地方，却不用遵守大多数文明国家在剥夺权利和限制自由之前先要履行的任何法律手续。这个令人讨厌的人可能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但是，如果地方当局认为他在某个地方的存在是“有害于公共秩序”或“与公共安宁不相容”的话，他可能会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就直接被捕，可能会被关押两周至两年，之后可能会被强行转移到帝国境内的任何其他地方，在那里被警察监视一到十年……他没有权利要求举行审判，甚至是举行听证会。他不能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他也不能通过媒体来求助于自己的同胞。他与外界的联系突然间断了，有时甚至他自己的亲戚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他完全没有任何自卫的手段。12

这项紧急立法实际上暂停了法律准则，在公众对一个受爱戴的君主被暗杀的反感平息下去很久之后，这项法律仍然存在。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国家未能区分危险的激进分子和温和的改革者。敏锐的观察者，甚至是那些对革命运动基本毫不同情的观察者，全都在谴责这部法律。在这部法律的批评者眼中，它不仅仅是从根本上背弃了1864年法律改革带来的开放性和合法性文化，而且还为革命者充当了新兵招募军官。政治流放者——那些被军事法庭认定有罪的人和那些被行政流放的人——在公众的想象中经历了一次道德转型：从危险且误入歧途的狂热分子转变为了有同情心的牺牲者。这个转型的舞台便是西伯利亚。13

1881至1904年间，国家因“政治上不可靠”而流放了四千一百人，因在工厂闹事流放了一千九百人。这些数字与1898年在西伯利亚的约三十万流放者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然而，这些数字远没有那些被拖入法网的人的影响力和地位那么重要。许多人（就算不是大多数）受过教育，有些人出身名门。基辅的某个军事法庭因为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参加革命活动判处她在西伯利亚服十四年苦役。她是一位著名的俄国贵族的女儿、一位俄国顶尖的经济学家的妹妹。贵族的儿女、学生、记者、商人乃至国家官员都因为只不过是拥有颠覆性书籍而被流放。1881年12月20日，贵族瓦连京·雅科文科因为“不可靠”而被行政流放，起因是当局在搜查他的财产时发现了一些记有代码的笔记和被认为参加革命活动的人的讲话稿。一年后，另一个年轻的激进分子因为在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之后为其写了一段无礼的墓志铭而被判处在东西伯利亚流放定居。有个人被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他“被怀疑意图从事非法活动”。记者米哈伊尔·博罗金于1881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地区，因为他持有一份“包含危险和有害内容”的手稿——这是一篇有关维亚特卡省经济状况的文章的备份，博罗金已将该文章投稿至进步杂志《祖国纪事》。到达东西伯利亚某个最荒凉的地段三四个月后，他发现自己的文章已被圣彼得堡审查委员会消除了嫌疑，发表在了俄国传阅极为广泛的杂志上。14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流放者不愿像十二月党人那样被从政治舞台上逐走，不满足于在自己的流放社区这个狭小的范围内践行他们的思想。新一代流放者效仿19世纪60年代的波兰人，决心与当局展开政治斗争。虽然许多（就算不是大多数）革命者从未被审判过，但他们开始把西伯利亚的休息站、监狱和城镇转变为一个巨大的公共法庭。

其中的一种斗争形式是逃跑。但对政治犯来说，逃跑绝对不仅仅关乎追求个人自由。对于那些因煽动行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来说，逃跑是有组织的政治抵抗行为，由集体策划、筹备。涅尔琴斯克矿区的卡拉刑罚定居点的一位前囚犯回忆说，罪犯的牢房设置得像“远征军营房”，里面的人分配了不同的任务，给将要逃跑的人准备各类物品：缝制合适的衣服、烤面包、腌制鱼和肉类等。在西伯利亚城镇和乡村服流放刑期的政治流放者中有很多同情者，如果革命者成功逃离了监狱，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广阔的同情者网络。（一群藏在伊尔库茨克省巴尔古津城一所房子里的逃跑流放者被抓获了，因为他们庆祝沙皇被暗杀的吵闹声音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到19世纪90年代，专门协助国家罪犯逃到国外的流放者在西伯利亚形成了众多秘密网络。15

当局同样也将“国家罪犯”的逃跑视为政治抵抗行为。1878年11月，包括有影响力的革命者伊万·杰博戈里-莫克里耶维奇在内的一群政治人物随流放队伍离开伊尔库茨克，前往外贝加尔地区，他们在途中成功地与普通罪犯交换了名字。内政大臣列夫·马科夫认为这一消息十分重要，足以引起沙皇的注意。当另一群人从阿钦斯克附近的克柳奇休息站逃跑时，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斥责了这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要求“那些有罪的人被严厉惩戒”。当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在伊尔库茨克监狱待了三年后要被送回卡拉时，内政大臣坚持认为，转移她的任务不能交给普通士兵，而是要交给特别挑选出来的下级军官。西伯利亚当局也为悬赏抓捕政治犯拿出了更多的钱。抓到一个普通罪犯，一个西伯利亚农民可以拿到3卢布，但抓到一个政治犯，可以拿到50卢布，正如一名官员报告的，这笔钱“不仅让农民，也让他们的妻子”开始追捕此类逃犯。16

在西伯利亚，沙皇政权最无法安抚的敌人之一，是一个身材矮小、深色头发、脸色苍白的年轻女性，名叫伊丽莎白·科瓦尔斯卡娅。科瓦尔斯卡娅于1850年出生于哈尔科夫省（位于今天的乌克兰），是一个地主和他的农奴的私生女。在她的童年时代，父亲仍然有权出卖她的母亲，这使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