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失败者要倒霉了！”

1864年5月的一天上午，一名戴眼镜、穿着俄国知识分子偏爱的深色大衣的男子在圣彼得堡梅特那亚广场准备被褫夺公民权。他就是激进杂志《现代人》的编辑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罪名是“阴谋颠覆现有制度”。当他跪在一两千名观众面前时，一把剑在他头顶折断了，他的判决被大声宣读了出来。他会“被剥夺其原有身份的所有权利，在矿山中服14年苦役，随后在西伯利亚永久定居”1。在许多方面，当局非常准确地评估了这位温文尔雅的记者通过他源源不断的刊物带来的危险。他的观念在智识领域对沙皇制度的思想基础发起了猛烈抨击，并激发了连续几代激进分子，他们将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赢得与国家的斗争。《怎么办？》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保罗要塞等待审判时写作的小说，是激励一代激进分子的号角。对包括年轻的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这部小说勾画的乌托邦式革命世界似乎闪耀着一个可行的——而且急于立即实现的——未来，这个未来被世俗主义、平等、和谐、理性支配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改革要求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悔恨的贵族”相一致，后者感到对贫困和受压迫的农民阶层有巨大的道德责任。对于即将到来的革命，负罪感将成为一种心理激励要素。2

梅特那亚广场上的围观者并不是为了指责而聚于此处，而是出于同情。这个说话温和的知识分子所受判决之严厉，在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当中产生了强烈反应。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是19世纪60年代数百名遭遇政府镇压的年轻激进分子中最著名的。许多人不过是传播和讨论了在改革时代风靡的科学和政治观念。小官吏之妻瓦尔瓦拉·亚历山德罗芙斯卡娅便是这样一个被当局拘留的激进分子。她在圣彼得堡单独关押了两年，然后在1869年被认定为“一个致力于改变俄国现有制度的非法组织的成员，试图传播犯罪作品”。亚历山德罗芙斯卡娅被剥夺了与其地位相当的所有权利，终身流放东西伯利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又有数百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3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的俄国革命运动是一系列变换的党派、思想倾向和个人，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米哈伊尔·巴枯宁、彼得·拉夫罗夫、彼得·特卡切夫和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等激进思想家的作品的鼓舞。他们支持的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达尔文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在他们的追随者当中获得了绝对真理的光环，激发着一代激进分子参与政治行动。然而，革命者就如何最好地追求他们的目标产生了分歧。有些人提议在农民阶层当中展开激烈的讨论和宣传，这种渐进的方式可以把人民从政治沉睡状态中唤醒，从而推翻政府。其他那些在政治和心理上较为急躁的人则支持暴力活动和行动的宣传作用。他们天真地认为，暗杀沙皇会导致专制政权崩溃。无论是哪种革命策略，后解放时代的颠覆性观念都发挥着近乎实质性的力量。4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激进分子接过了十二月党人于1825年在参政院广场首次举起的改革和革命火炬。虽然许多早年的起义者在西伯利亚的农场里悄无声息地死去了，但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时代，随着审查制度放宽，他们那场失败的起义的故事以及他们在西伯利亚的经历通过大量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开始走进年轻一代的思想觉悟中。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歌《俄罗斯妇女》歌颂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自我牺牲精神，该诗在1874年“疯狂的夏天”的前一年发表。1874年的活动是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成千上万名学生参加了“走向人民的运动”，他们离开了大教室，涌向农村。他们想要和农民一起生活，施展他们新获得的工匠和手艺人技能，从而赢得农民的信任，方便向他们传播社会主义学说。但是，他们失望了。这些积极分子被不理解且心生怀疑的村民谴责，遭到了逮捕，并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审判中被起诉。在1877年秋季的“193人审判”中，大多数被告被富有同情心的陪审员定为无罪，但在审判前的数年监禁时间基本上没有让他们平静下来。被释放的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和安德烈·热利亚博夫重新开始领导新的革命团体“人民意志党”，并且策划了在1881年成功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活动。5

在19世纪后期，国家官员将革命的世俗意识形态视为瘟疫。主要的保守派政治家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是神圣宗教会议检察官——类似于宗教大臣的职位，也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导师，他把在俄国青年当中不断上升的革命影响力比作一种“道德流行病”。如果在官方眼中，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危险的流行病，西伯利亚就是一个政治隔离地带。6

像十二月党人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坐上马车，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快速踏上了流放路途，而且不是走寻常的路线。当局似乎畏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力。1866年，波兰人拒绝在涅尔琴斯克矿区的阿卡杜伊矿山工作，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便开始调查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策划了这起不服从事件（他并没有）。当局最终于1871年将他释放到定居点，考虑到他在激进运动中的知名度，当局不愿让他在任何一个较大的西伯利亚城镇定居：“他的罪行的重要性和他在其追随者当中拥有的权威意味着，政府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来杜绝车尔尼雪夫斯基逃跑、在社会上传播有害的影响。”因此，当局将他送到了雅库茨克地区的维柳伊斯克监狱要塞，在涅尔琴斯克以北约两千三百千米处。这样一来，当局只不过是成功地将车尔尼雪夫斯基抬升到了类似于世俗圣徒的地位。7秘密警察甚至拦截下了国外崇拜者写给他的信。其中一封于1881年3月1日在纽约投递，信件说道：


亲爱的先生：

请问您能将您的亲笔签名赠予一个新世界的女儿吗？……亲爱的牺牲者，我希望不久之后，您的君主会发慈悲，给予您可以再次呼吸到空气的自由，那是人类的礼物。8

然而，当那封信在纽约盖上邮戳时，信中提及的沙皇死了，他的腿在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运河边被一个革命者的炸弹炸掉了。

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是人民意志党开展的坚决、无情的暴力活动的顶峰。1878至1881年，革命者杀死了两名省长，并对沙皇进行了六次（失败的）暗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880年2月在冬宫的爆炸案，十一名士兵死亡，五十六人受伤。针对这场“狩猎沙皇活动”，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临时增设的法律，这些法律旨在大力增加警察和省长的行政权力，对涉嫌参与或者甚至仅仅是同情革命运动的人进行监视、扣押、监禁和流放。这些全面的权力使得当局能够绕开公开的法庭和陪审团，因法庭和陪审团在这场对抗恐怖行为的战争中越来越显得是靠不住的盟友。

然而，政府仍在努力与对恐怖主义者的目标（但并不是他们的方法）的普遍同情做斗争。1878年1月24日，薇拉·扎苏利奇进入极为保守的圣彼得堡总督费奥多尔·特列波夫的办公室，向他开枪并造成其重伤。扎苏利奇在公开法庭中受审，她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她提出，她的暗杀行动是在正义地回应特列波夫的一个命令：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在彼得保罗要塞见到这位总督时拒绝摘下帽子，于是特列波夫下令残酷地鞭打他。令政府惊愕的是，1878年3月31日，陪审团认定扎苏利奇无罪。沙皇和他的顾问确信法庭现在正在暗中坑害他们，便于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