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鞭　打

1890年，一位名叫普罗霍罗夫的逃亡苦役犯在试图越过萨哈林岛和大陆之间的涅韦尔斯科伊海峡时被抓获了。一年前，他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谋杀了一个哥萨克人和他的两个孙女，因而被判处受九十下鞭打，但因为记录方面的错误，他当年逃过了这个惩罚。安东·契诃夫在广受欢迎的月刊《俄国思想》中向读者描述了随后的鞭打场面：


最后，普罗霍罗夫被绑了起来。行刑者拿起带有三个分叉的鞭子，然后毫不匆忙地将鞭子捋平。

“准备——受住！”他并不是很大声地说道，然后他打出了第一下，他当时没有摆动自己的胳膊，就好像只是在测量他的长度。

“一下！”监刑者用类似教堂司事的声音说道。

一开始，普罗霍罗夫默不作声，甚至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化；但是现在一阵剧痛传至全身，他发出了声音——不是大声喊叫，而是尖声长叫。

“两下！”监刑者喊道。

行刑者站在侧边，用一种可以让鞭子落到全身的方式鞭打。每鞭打五下，他就慢慢地走到另一边，让自己休息半分钟。普罗霍罗夫的头发粘到了眉毛上，脖子肿了起来；经过五或十下鞭打后，仍带有之前的鞭打留下的鞭痕的身体已经变成深红色和深蓝色；每一下鞭打，皮肤都会裂开。

“阁下！”在尖叫和哭泣声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喊声。“阁下！请仁慈，阁下！”

后来，经过二十下或三十下鞭打后，普罗霍罗夫似乎发出了一种仪式性的哀叹，好像喝醉了，或者确切地说好像他已经神志不清：

“我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不幸之人，我已经到了最底层，我，我就是这个样子……只是我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现在普罗霍罗夫奇怪地伸出脖子，发出干呕声……他没有说出一个字，只是吼叫着、喘着气；看来好像自从惩罚开始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世，但监刑者只是喊着：“四十二！四十三！”……

终于打到了九十下。他们迅速解开普罗霍罗夫的手脚，扶他站起来。他身上被打到的地方因为青肿而呈深蓝、深红色，而且正在流血。他的牙齿在打战，脸上又黄又湿，眼神迷离。给他喝药时，他抽搐地咬着玻璃杯……他们打湿了他的头，然后把他带到了医务室。

“那是因为谋杀罪——还有部分特别的原因是逃跑。”在我们回家时，他们向我解释道。1

肉刑巩固着刑罚定居点的权力和威信体系，官员们实施肉刑，是为了使罪犯顺从、服从。不过，像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这种暴力行径不利于国家的殖民计划。鞭打和殴打不是训导和改造的有效手段，而是野蛮的惩罚武器。肉刑使得已经十分暴力的罪犯变得更加残忍，甚至赋予了少数失去人性的人地位和权力。在成功逃跑或完成了自己的苦役刑期后，那些背后伤痕累累的人常常残暴地对待他们在西伯利亚城镇和村庄中遇到的无辜民众。到了19世纪中期，西伯利亚的高级官员和受过教育的观察者对肉刑的作用表示了沉重的担忧。

肉刑也成了公众激烈讨论的话题。1863年，殴打在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地方已被大大减少，但它仍然是当局在西伯利亚的一种惩罚手段，直至1917年流放制度崩溃。在带有可疑动机的不可靠之人的掌控下，鞭子、镣铐和牢房不像是训导工具，而更像是俄语词语“произвол”（专制独裁）的意味。这个词表示不受法律和司法约束的专制权力，从19世纪中叶以来，流放者、观察者等人在批评流放官员的非法权力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词语。对许多旁观者来说，西伯利亚流放者遭受的惩罚是俄国的残酷和落后的可耻象征，凸显了沙皇俄国的专横。2

西伯利亚监狱和刑罚定居点的警卫和看守在面对罪犯时配备着一系列武器。最具震慑力的是皮鞭，这是一种生牛皮鞭子，被一个铜环连到编结而成的皮质鞭子（近一米长）上，皮质鞭子又被安在长长的木柄上。当熟练的行刑者用力挥舞皮鞭时，每一下抽打都能揭掉受刑者的一层皮，所以皮鞭会把他们的后背撕裂。而且，皮鞭经常是致命的。沙皇当局认为，皮鞭的众多优点之一，就是在罪犯背部留下很深且永久性的疤痕。皮鞭不仅仅是一种有效和必要的惩罚工具，如果一名苦役犯逃走并被重新抓获，皮鞭伤痕也便于确定其逃犯身份。3

排在疼痛等级第二位的，是鞭子（lash）。鞭子有一个木手柄，连着一管约25厘米长的生牛皮，牛皮条套在一个金属环里，伸出来的部分是两条长长的编结起来的生牛皮鞭梢，越往末梢越细。这是一种可怕的工具，有经验的行刑者用它鞭打两三下，就可使罪犯失去知觉。最后是桦树条，由细细的软树条制成。每根桦树条长1米，为了确保打在受刑者身上足够疼，桦树条既不能太鲜嫩，也不能太干。因此，它们通常储存在潮湿的地方，10或15根捆成一把，每根桦树条都能用上10次，用完10次后就不能用了。4

鞭打和殴打是缝合起流放制度的权威和控制力这块织物的碎布，但是它们自己开始磨损得越来越厉害。早在19世纪20年代，现代化主义者提出，俄罗斯帝国不应该被其他欧洲国家的刑罚改革落下，在此压力之下，尼古拉一世的政府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国家看到了人们越来越关注殴打的野蛮性；另一方面又害怕废除殴打会剥夺当局必要的惩罚和威慑手段。尼古拉一世的政府想要保持鞭刑的震慑作用，但越来越厌恶因鞭刑而死的人数，于是政府在1830年悄悄把鞭打次数的上限定为50下。参政院在1832年规定，医生应该在最严厉的鞭笞现场坐镇，以防止出现意外的死亡。他们的任务是，当发现罪犯被打得奄奄一息时，他们立刻进行干预并叫停行刑。但这样的打断只是给罪犯换取了暂缓处罚，而不是缓刑。罪犯被带到了医院，获准进行康复治疗；罪犯背上的伤口得到了愈合的时间。之后他会被带出来继续挨鞭子。医生经常同情罪犯，而且是肉刑的反对者，他们会就为什么不能进行鞭打或者至少为什么要减少鞭打次数编造医学理由。5

鞭刑的致命性残忍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安，1845年的刑法典废除了俄国欧洲部分的鞭刑。然而，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流放者以及由他们带来的愈演愈烈的混乱，西伯利亚官员认为，对惯犯的惩罚不能放松。他们声称，鞭子对于那些怙恶不悛的罪犯来说太仁慈了，而“桦树条吓不到罪犯……一家之主、村里的长者和家中的父亲都经常使用这种工具。人们会在挨罚时哭泣，但在受完罚后，便会嘲笑桦树条。［桦树条］既无法处罚罪行严重、积习难改的犯罪分子，也不能为其他人带来震慑”。鉴于俄国社会广泛使用肉刑，西伯利亚当局认为，对初犯免除鞭刑是一回事，但彻底让他免于鞭刑将“危及国家安全”。如果鞭刑要在1845年的刑法典中被废除，那么当局需要保留某种同样可怕的惩罚措施，即夹道鞭笞，在实施这种惩罚时，罪犯要在两列士兵之间跑过，每个士兵都手拿桦树条，在罪犯跑过时便抽打他一下。6

最终，当然是流放当局掌握着死刑。自从1753年伊丽莎白女皇在形式上废除死刑以来，死刑仍然在权宜之时会被军事法庭使用。即便如此，在1828年十二月党人伊万·苏希诺夫被指称的叛乱之后，涅尔琴斯克矿区的负责人要求获得对威胁着警卫和官员的暴力苦役犯实施死刑的更广泛权力。71833年，尼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