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鞭　打

拉一世规定，如果苦役犯原来的刑期已达十年或以上且他们在流放时犯下了更为严重的罪行，那么西伯利亚的总督可以将他们处死。正式地说，这样的罪犯之所以活着，只是因为宽宏大量的君主把他们从绞刑架上救了下来。因此在判处他们死刑时，沙皇只是撤销了原先的宽赦。8

在理论上，西伯利亚的警卫、监督人和官员所掌握的惩罚武器既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工具，也是训导流放者的必要手段。在实践中，这套武器很少公正地根据法律执行。正如契诃夫在萨哈林观察到的那样，下令鞭打罪犯的权力也代表着一个人在营地管理机构中的地位：


一名罪犯通常会被用桦树条抽打三十至一百下。这并不取决于罪行，而取决于是谁下达的惩罚命令，是地区总督还是监狱总督；前者有权命令鞭打一百下，后者最多三十下。监狱总督总是谨慎地判定鞭打三十下，当他在某些时候暂行总督职责时，他会立即将其通常的配额提高到一百下，好像这一百下鞭打是他的新权威不可或缺的象征。9

营地看守可以因为非常轻微的违规现象自行下令鞭打罪犯。萨哈林岛上的医生尼古拉·洛巴斯亲眼看见过警卫“用顺手拿到的任何东西”殴打犯人，而且他“不无惊奇地发现，事实上，肉刑有助于腐化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且愚昧无知的人，比如大多数萨哈林岛监狱看守”10。契诃夫发现，苦役犯会遭到三十至一百下桦树条鞭打，如果他们“没有完成日常的劳动任务（例如，如果一个鞋匠没有按要求缝完三双女鞋，他们就会鞭打他）、醉酒、粗鲁、不服从……如果二三十名工人没有完成一项任务，他们就会鞭打所有这二三十人”。甚至连抱怨监狱条件、滥用权力和不公正的殴打也是有风险的。鞭子和桦树条也会用来让那些令人生厌的罪犯闭嘴，正如萨哈林岛上的一位官员吹嘘的：


罪犯们，特别是那些戴着镣铐的罪犯，喜欢提交各种荒谬的请愿书。我被指派到这里后，在我第一次在监狱巡视时，大约五十封请愿书交到了我手中。我收下了它们，但向那些请愿者宣布，那些提交了不值得关注的请愿书的人会被鞭打。只有两份请愿书值得考虑，其余的都是垃圾。我下令鞭打四十七个人。从那以后，下一次有二十五份请愿书递过来，之后每次都在越来越少，现在他们再也没有给我送上任何请愿书。我给了他们一个教训。11

在流放地的惩罚，往往是在调查流放者的罪行期间便开始实施，而不是在调查之后实施。萨哈林岛的指挥官承认，调查常常在没有足够根据的情况下开始，过程既松懈又笨拙，而且犯人会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拘留。如果某个定居流放者在岛上被谋杀，就会有一个嫌疑人被关进牢房里，戴上镣铐，每隔三天才能吃上一顿热饭，并被告知将遭受一百下桦树条鞭打。他将“一直这样，待在黑暗中，半饥半饱，惊惧不安，直到他认罪”12。

营地监督人经常充当着小暴君，其中有些人就像他们看管的罪犯一样残忍。鄂木斯克刑罚堡的负责人是臭名昭著的克里夫佐夫少校，他向两百人发挥着近乎无限的权力。13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的同伴波兰人希蒙·托卡热夫斯基描述了克里夫佐夫随意使用肉刑的情况：


靠右侧睡觉就足以让一个人被判处挨“枝条”［桦树条］。是的，这不是一个笑话，这是千真万确的！［克里夫佐夫］经常在晚上闯入营房，所有在木板床上靠右侧睡的人都被鞭打了。他说基督总是靠左侧睡，以证明这一惩罚的正当性；因此每个人都需要遵照他的榜样。14

克里夫佐夫也喜欢为难个别囚犯。托卡热夫斯基的同志阿洛伊齐·米列茨基是1846年第一个抵达鄂木斯克的波兰政治犯，因为参与阴谋活动，被判处由五百名士兵夹道鞭笞，并服十年苦役，在同志们到来之前，米列茨基在这个要塞待了一整年。在这段时期，克里夫佐夫夺走了他的一切，还曾用桦树条鞭打了他一百下。克里夫佐夫随后将米列茨基分配到营房中最低的岗位，即负责搬运便桶、打理粪坑的遭欺压的囚犯（парашник）。有时候，米列茨基被要求顺着一根绳子下到粪坑里。由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他失去了嗅觉。15尽管托卡热夫斯基对鄂木斯克的普通罪犯深感蔑视，但他觉得他们被克里夫佐夫这样的人管制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一个聪明、报复心重的伪君子，一个行为卑劣至极的人，一个堕落的人，一个赌徒和一个醉汉——总而言之，他是邪恶的化身……他的任务是在道德和习惯方面纠正那些除了满足自己的动物本能没有其他任何想法的人。16

对鞭子和桦树条喜闻乐见的不仅是营地警卫。契诃夫曾在萨哈林岛遇到过一个医疗助理，他醉心于鞭打场景：“我喜欢看他们受罚，”他兴奋地说，“……我喜欢这种场景！他们是恶棍、流氓……他们应该被绞死！”有位年长的监狱总督会对挨鞭子的罪犯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为什么大喊大叫？这没什么，没什么，受着吧！痛打他，痛打他！使劲打他！”17

在监督人可以免责的环境中，施虐的冲动不仅会伸向罪犯，甚至还会伸向本身没有任何过错的家属。卡拉金矿的监督人杰米多夫揭发了一名苦役犯犯下的谋杀罪行。为了强迫嫌疑人完全供认，杰米多夫命令行刑者先是折磨他的妻子——自愿随丈夫流放的自由妇女，然后是他的女儿。这个11岁的女孩被吊了起来，行刑者用桦树条从头到脚地打她；当这个孩子乞求喝点东西时，他们只给了她咸鱼。如果不是行刑者最后拒绝再殴打这个女孩，酷刑还会持续下去。回忆录中充斥此类残暴的故事，它们在流放系统的黑暗角落中非常盛行。18

如果说权威和暴政在西伯利亚几乎难以分辨，那么实施公开的惩罚却有一定的逻辑。刑罚定居点的频繁逃跑、谋杀和骚乱都是当局对他们的罪犯监管不力的证据。内政部官员瓦西里·弗拉索夫认为，残酷的事件往往是警卫和监督人自己的脆弱感造成的。由于人员和装备不足，当局有时会公开展示残酷的惩罚，以使罪犯守规矩。19世纪60年代，萨哈林岛杜尔驻地定居点的负责人尼古拉耶夫是一名前农奴，后升至少校。尼古拉耶夫是惩罚领域的创新者。罪犯们原本在木板上滚动木桶来运煤，但他发现了木桶的其他用法。他会强迫犯下某种罪行的罪犯自己进入木桶中，然后让他们滚至岸边：“让他们用力滚上大概一个小时，在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前，他们会像羔羊一样温顺！” 19

在这些暴力的对抗中，罪犯并不总是处于下风。蓄意谋杀官员的举动似乎随处都可能爆发。1882年，萨哈林岛季莫夫斯克监狱的看守安东·杰尔宾与在面包房里工作的苦役犯伊万·库德里亚舍夫吵了起来。库德里亚舍夫辱骂了杰尔宾，于是杰尔宾走向前，打了这名罪犯的脸。随后，库德里亚舍夫扑向杰尔宾，抓住他的衣领，大声喊道：“你不能这样对我！”他把这名官员摔到地上，抓起一把小刀，开始不断地刺向他的胸口、腹部和大腿。听到杰尔宾的哭喊声后，警卫赶到了现场，正好看到库德里亚舍夫站在杰尔宾身旁，手里拿着小刀。他宣称：“我准备好了！”面包房里的另外4名苦役犯并没有设法去救杰尔宾，几分钟后，他就因伤死去了。库德里亚舍夫被收押，以待受审，他“平静，清醒，展现出了他所有的智慧”。军事法庭认定他犯有谋杀罪，后对他处以绞刑。20

在决定着鞭打的严重程度的诸多因素中，没有什么比行刑者本人的工作热情更加重要。在涉及鞭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