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鞭　打

行刑者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许多情况下，他对受刑的流放者有着生死大权。和流放制度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国家用来规范罪犯所受惩罚的法律，经历了一系列以贿赂和腐败为基础的非正式算计和惯例。惩罚和宽赦也可以出售。

行刑者其实难以招募到。国家倾向于让自由劳动者承担这项工作，但志愿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非常少，政府不得不征募本身就要受鞭打刑罚的流放者或苦役犯做这份工作。一项交易达成了：如果流放者同意担任行刑者，那么他自己的惩罚可以免除。有些人没有被强迫，而是确实喜欢这项工作。行刑者每年可以获得两300卢布，这是一笔相对大方的收入，而且他们的生活津贴是苦役犯的两倍。然而，他们真正的收入来源是他们收取的贿赂，为了让他们在鞭打时手下留情，罪犯会塞钱给他们。罪犯公社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与行刑者达成此类交易。出自公共基金的钱财可以买来仁慈而不是残忍的鞭打，公社通常会为此留出30％的收入。一般来说，公社会让行刑者所有的要求得到满足：如果他需要一件新外套或一双新靴子，他们会给他准备好；如果他想要喝酒，他想要多少伏特加就会得到多少。然而，其他苦役犯对他持续的厌恶抵消了这项工作的这些额外收入。21

然而，达成的交易仍然需要行刑者做出一种微妙的平衡处理。一方面，他需要满足他和个别罪犯达成的条款（这些条款以公社的监督为支撑）。如果没有这么做，那么行刑者自己极易受到狱友的报复。另一方面，行刑者永远不会真的轻饶受刑者；如果他那么做了，他自己的后背就会因此而付出代价。民族志学者和记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听说，叶尼塞斯克城的一个行刑者总是算计错误，所以遭受了“可怕的折磨，因为有非常强健的体格，他才活了下来”。警察局长曾要求实施一次特别严厉的惩罚，但这个行刑者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使罪犯满意，因此鞭打时下手较轻。结果，在鞭打完罪犯之后，这个可怜的人自己也不得不受到同样的惩罚。他遭到了痛打，一度被关进监狱里，狱中的罪犯把他灌醉了，所以他欠他们的债又多了一重。当他再次被叫去鞭打罪犯时，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宽厚地回报他们，所以他自己再一次遭受了处罚。其他的罪犯对这个行刑者的慷慨感到惊讶，长久地记着“他们的英雄和恩人”22。

大多数行刑者本人曾经遭受过残酷的鞭打，所以他们对自己手下的受害者几乎没有什么同情心。许多人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了野蛮的乐趣。科姆列夫就是个这样的行刑者，他在萨哈林岛上接受了残酷的学徒培训。他原本因为武装抢劫被判服20年苦役，于1877年被发现试图逃离该岛，因而被判处鞭打96下，苦役刑期延长20年。在监狱等待判决时，他应征充当萨哈林岛负担过重的“名人”行刑者捷尔斯基的助手。然而，科姆列夫在1889年再次试图逃跑，被抓到后，他要再被鞭打45下，在现有的40年刑期上再加15年，捷尔斯基负责鞭打他，他说道：“躺下，我的徒弟，我来告诉你怎么下手鞭打。”科姆列夫后来告诉记者弗拉斯·多罗舍维奇：“从那以后我的身体一直在溃烂。”多罗舍维奇证实，他的身体看起来好像被烙铁烫过。“看着非常吓人。他身上的一些地方覆盖着白色的疤痕；另一些地方覆盖着很红的鞭痕。”科姆列夫向多罗舍维奇展示，如果遭到挤压，“这些鞭痕会破裂，流出白色的脓液”。

一次，罪犯为减轻鞭打而向捷尔斯基行贿时，捷尔斯基被抓住了，他被判处用桦树条鞭打200下，这次轮到科姆列夫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了：“‘你教过我如何使用鞭子，现在我来告诉你用桦树条可以做什么。’……比起科姆列夫对捷尔斯基所做的，捷尔斯基对科姆列夫所做的可说是微不足道。”参加科姆列夫实施的刑罚的医生将其描述为一种“升级版的酷刑”。当被问及他为什么如此残忍时，科姆列夫会回答：“难道他们没有打过我吗？我一生都在挨打！”23

残酷的鞭打不仅仅给那些挥舞着鞭子和桦树条的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当卡拉监狱的医生弗拉基米尔·科科索夫不得不出席自己参加的第一次鞭打时，那种血腥场面给他带来了心理创伤。那名罪犯非常害怕，啜泣不已，他跪在地上乞求怜悯，当鞭子第一次打在他的背上时，“他发出了一种非人的、疯狂的叫声”。到酷刑结束时，这个罪犯的“脉搏断断续续，十分微弱，几乎摸不到……他的眼睛在眼眶里转动，眼神空洞，眼睛睁得大大的，淌着眼泪……他的胸部起伏不定，他感到十分恶心，开始呕吐”。科科索夫要想办法让这具“可怜、非常可怜、饱受折磨、无生气的尸体”复活。整个晚上，他坐在那个受鞭打之人的床边，“耻辱和无力的灼热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24。与科科索夫一起工作的年长医疗助理阿列克谢·莫罗佐夫目睹了许多次鞭打，这让他变成了一个沮丧且不安的精神受伤之人。他向科科索夫倾诉了自己对夹道鞭笞刑罚的深深厌恶：


他们带来了一个人，把他的衣服脱光，绑住他的双手……他的脸色非常苍白，面如土灰，只有嘴巴大张着，呼吸着空气；他像发烧一样在颤抖着……“注——意！开——始！”然后他们开始了；“绿街”活跃起来，桦树条在空中呼啸着，些许血肉从他背上飞溅出来！他喊叫着……这是怎样的喊叫！……好像他的背部全被烧掉了……他的整个后背血肉模糊；血不停地淌下，但他们还在打他！他们还在打他！25

大多数的罪犯明显十分畏惧桦树条、鞭子和夹道鞭笞。有些人会孤注一掷地装疯来逃避它们。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很快就被拆穿了，或者是他们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表演不能让当局信服。在医院待了两三天后，他们会“突然无缘无故地恢复理智，安静下来，面色阴沉地请求出院”。但在某些情况下，疯狂状态并不是装出来的。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一个在鄂木斯克医院里的胡言乱语的可怜人，此人此前刚被判处用桦树条抽打两千下。想到如此残酷的毒打，他越来越恐惧，这让他失去了理智。26其他人则采取了更加铤而走险的手段来避免惩罚。在判决前夕，有些人会故意刺伤难友，仅仅是为了再引起一场诉讼，从而推迟鞭子抽打在他们背上的时间。在医院的囚犯会小心留意着在鞭打间隙入院恢复的人，以防他们突然掏出刀子。

然而，有些人似乎已经对鞭打无动于衷。27这些流放者的忍耐力以及面对警卫和看守的鞭打时的从容，让他们在整个刑罚定居点都拥有一种可怕的权威。19世纪50年代初，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的负责人伊万·叶菲莫夫遇到了一名这样的罪犯，此人名叫伊万·卡拉祖本科。卡拉祖本科是个老练的罪犯，长着“一头红发，一张令人不快的有雀斑的脸和一个非常畸形的头”。他三次被抓住企图逃跑，地方法院判处他受五十下鞭刑。他被带到了监狱酿酒厂前的广场上，这样集合起来的苦役犯就能够看到判决执行场面。警官开始宣读判决书，当读到“因三次逃跑，对苦役犯卡拉祖本科实施五十下鞭刑”时，这个罪犯扑向警官，夺过判决书往嘴里塞。现场的士兵差点用刺刀刺向他，但成功脱身出来的警官大声喊道：“用你们的枪托！”打斗随之出现，在打斗中，卡拉祖本科成功撕毁了判决书，打到了行刑者的鼻子，几乎弄残了一个士兵，最后才被绑在了地上。在现场的一些罪犯的帮助下，卡拉祖本科才被制住受鞭打。行刑者走上前，不仅是执行处罚，而且还为自己刚受的伤进行了报复。然而，从第一下到最后一下这五十下鞭打，尽管有心报复的行刑者已经竭尽全力，但卡拉祖本科没有喊一声疼。在行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