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鞭　打

期间，他咒骂了每个人，保证会把他们全都宰了。叶菲莫夫担心，一旦卡拉祖本科被松绑，他可能立刻就会杀人，因此下令给他穿上一件约束衣，然后把他转移到监狱医院。这个罪犯轻蔑地转向行刑者，嘲笑他尽管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没法让自己喊疼：“如果哪天我抓到了你，你会大声尖叫，你会死！”在受了一顿会让大多数人因疼痛而不省人事的鞭打后，卡拉祖本科却在没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走到了医院。后来他被转移到伊尔库茨克盐场，在那里，因为另一起严重罪行，他被判处在一千人组成的夹道鞭笞队列中跑三遍。他一声不吭地忍受了大约一千八百下鞭打，然后倒下了。他被放在一辆马车上，躺在马车上从队伍中穿过，以完成剩下的惩罚。28

多次逃跑的流浪者身上带有被捕后的鞭打累积而成的狰狞疤痕，它们就像代表荣誉和声名的徽章。一些罪犯受过许多次鞭打，所以他们的肩胛骨在他们从未愈合过的皮肤上一直很明显，就像打磨过的象牙。有些人能忍受特别残酷的鞭打，这种力量让他们近乎被神圣化，这些人被称为尼古拉时代的“伊万”——苦役犯中的“贵族”。“伊万”拥有令人生畏的事迹，而且在面对国家施以的痛苦惩罚时，他们仍然能够表现出蔑视和不屈，这些令他们与众不同，记者弗拉斯·多罗舍维奇解释：


他们忍受了不少于两千下鞭子的抽打，便成了“伊万”；桦树条的抽打根本不算。这种鞭打赋予了他们牺牲者的光环，给他们带来了尊重。当局贬损他们，也害怕他们。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刀插入你的腹中，无论何人冒犯了他们，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手铐去猛砸这个人的头。29

流放革命者列夫·迪克回忆起了“伊万”的力量和他们对罪犯公社的权威：“所有成员都应在组织中拥有平等的权利；但事实上，那些顽固的罪犯、经验丰富的流氓和流浪者是占优势的群体，正是‘伊万’坚决地按照其余的人正当的利益实施管理。正是他们的意愿被当作整个组织的意愿。”只有在鞭刑废除之后，“伊万”超乎常人的适应力的外壳才开始磨损，他们在罪犯中的地位也才降低了。30

尽管鞭打和镣铐非常可骇，但它们从未有效遏制大大小小的各种罪行。亚德林采夫等观察者确信，鞭打只是切断了让罪犯与更广阔的社会联系起来的最后几丝人性：“一个忍受过鞭子和桦树条抽打的人，一个站上过行刑台上的人……不再害怕任何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他人遭遇的苦难变得残酷、冷血。”亚德林采夫相信，肉刑“在预防犯罪方面是毫无用处的，在推动改过自新方面更是如此。相反，它反复灌输着野蛮性”31。

有些官员用大局观念关注着流放者在西伯利亚的发展中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的种种原始惩罚方式似乎只会破坏国家的殖民计划。这些官员主张，有暴力倾向的累犯应该被处死，而那些犯有逃跑等轻罪的人应该受仁慈的惩罚，以纠正他们，而不是使他们畏惧。32政府里的一些高级官员怀疑流放者能获得的改造成效。内政大臣彼得·瓦卢耶夫反驳道，只有鞭打可以管制那些不听道德劝说的罪犯。33

在抽打和鞭打的作用下，国家正在促成一种残酷性，在苦役犯释放到定居点后，这种残酷性会出现在整个西伯利亚。但这也给国家的刑罚殖民计划构成了一个更加微妙和间接的威胁：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受教育阶层当中，人们对国家的惩罚措施越来越感到不安。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官员认为肉刑能够有效地遏制其他流放者犯罪。然而，在众多狱友面前鞭打犯法者的做法具有的教育意义值得怀疑，但却常让他们同情那个在行刑者的垫头木上流血、呜咽的人。1880年，圣彼得堡下令，这种恐怖的事要在室内、其他人看不见的地方进行。34然而，在当时，西伯利亚没有什么地方是其他人看不见的。那些在流放系统里工作的人和参观流放系统的人都亲眼看见过野蛮的鞭打场面，并且不断与距离西伯利亚监狱的围墙数千千米的震惊读者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在19世纪60年代的大改革之后，人们对罪犯的态度出现了转变，只有依据这种更宽广的转变，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关于西伯利亚流放者所受惩罚的描述造成的影响。19世纪初，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俄国的罪犯被认为是宗教意义上有罪的，甚至是邪恶的。但在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当中，关于犯罪行为的现代精神病学解释逐渐取代了这种有宗教意义的观点。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犯罪学家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参加国际会议，讨论最新的犯罪学理论。严肃的新闻媒体传播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摘要，使得这些研究成果广为人知。在俄国各大城市，一大批持自由主义和进步观点的人——《俄国思想》《祖国纪事》《欧洲先驱》和《俄国财富》等报刊的读者——都同情俄国罪犯的困境，认为社会改革是解决帝国境内的犯罪问题的关键。在现代刑罚体系中，犯法者的行为会被认真监督、组织和规范，人们将这样的体系赞颂为进步和启蒙的制度。随着这些现代刑罚意识的出现，鞭打流放者的举动看上去像是一种回到了更早的野蛮时代的倒退，很多人现在把这个时代与“蒙古统治下的”漫长岁月联系在一起。35

萨哈林岛的洛巴斯医生明确表示，自己想让俄国欧洲部分的读者看到萨哈林岛的惩罚有多么恐怖。“希望读者原谅我，”他于1898年在一篇文章——发表在俄罗斯帝国最具影响力的医学杂志《医生》上，且在美国发表——中写道，“如果我强行把读者带入一个充满哭泣和磨牙声的地方，一个有着所有刑讯室的外观的地方，如果我强迫他看他不想看到的场景。”36这类文章强调，鞭子和桦树条不是司法和训诫的工具，而是利用苦役犯和流放者的无权状态的暴政的武器。

同样牵动着同时代人的还有西伯利亚监狱和刑罚堡中的惩罚牢房，犯有严重暴力罪行的流放者受过鞭打后会被锁进那里。它们是一个个昏暗、狭窄的地牢，里面没有家具；在一位参观者眼中，它们看起来像“石洞”一样，很多这样的牢房没有日光。37

罪犯们长时间监禁在这些地牢中，烂在狱中。宗派主义者叶戈尔·罗日科夫因流浪被捕，于1872年被流放到了在卡拉的金矿。在那里，他拒不从事分配给他的任何劳动任务，并宣称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在两年的时间里，警卫用残酷的鞭打回应他的顽固，铐住他的手脚，把他单独监禁起来，日常饮食只有面包和水。六个月后，刚到卡拉监狱的医生科科索夫被叫到罗日科夫的惩罚牢房里去照看他：


看守打开了门……我们立刻闻到了正在腐烂的身体的臭气。一片漆黑中，什么都看不见。室内有人在喘息和抽鼻子的声音。那里的恶臭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有人拿来一个油脂蜡烛，我走进了牢房。这个房间长两米，宽一米……没有窗户，只有门上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窥视孔。在地板上，挨着木板床的地方，有一个装满粪便的木桶；地板又湿又黏。在木板床上，喘息着、抽着鼻子的，是一个半死的人……

科科索夫在牢房阴沉、昏暗的环境中无法为这个罪犯检查身体，于是他令人把罗日科夫抬到走廊里有光线的地方：


他的手脚因坏血病而肿胀，没法正常套入镣铐的铁圈中；铁圈嵌入了他肿胀的身体里。他的手脚发青，覆着脏灰色的腐烂物。虱子爬满脚镣，爬在了溃疡上。铁匠努力开着镣铐。在撬开铆钉时，凿子掉落了下来，插进了罪犯身上；血流了出来。肮脏、破烂的衬衫和裤子是他全部的衣物；他的双脚裸露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