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鞭　打

人把他用来充当枕头和毯子的帽子和大衣拿出了牢房，上面沾着粪便……罗日科夫就像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

科科索夫因罗日科夫的境况而震惊，于是给他的上级写了一份愤怒的报告，把自己看到的情形斥责为“最无法无天的酷刑”38。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罗日科夫在监狱医务室里接受科科索夫的治疗，他开始“恢复人样”。令人惊讶的是，他仍然不屈服。他向医生解释了自己激进的、与宗教相关的人类自由观念，这种人类自由不能容忍高压国家施加的干涉：“我的身体和思想都是自由的；我照自己高兴的方式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你是一个受雇为人干活的人，你不能照自己高兴的方式做事，而是照别人给你的命令做事……我知道当他们在鞭打别人时，你几乎要哭出来，但你仍然参与其中！我不会跟这种事有分毫关系！”在科科索夫提出抗议后，监狱当局不愿意将罗日科夫送回惩罚牢房，并且不再费心去对付他。在一次隆重的访问期间，监狱当局把他藏了起来，以防他表现出某种不服从的态度。1874年，他被释放到了赤塔的定居点，1885年，他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当地村里的孩子们都很崇拜他。39

比单独监禁更糟的是被锁在一个牢房里，且被拴在墙上。少数犯有最严重的罪行——纵火、暴力抢劫和谋杀——的苦役犯会被处以鞭刑，然后被拴在墙上，最久可达十年。19世纪40年代后期，当局重新启用了十二月党人此前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的监狱，以关押这样的犯人。这些不幸的人被连在脚镣上的铁链拴在墙上。这座监狱有足够的空间，能容纳六十名这样的囚犯，“如果他们表现出悔改的迹象”，可以让他们关在一起，“如果他们屡教不改且有暴力倾向”，可以让他们被单独监禁。当局相信，被拴在墙上的罪犯会“充分感受到他们的惩罚，因此不会再次犯罪来危害社会”40。

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把大约二十名这样的累犯关在独立但相邻的牢房中，用铁链把他们拴在墙上。这些罪犯被十分慷慨地拴在了长约两米的铁链上，长度足以让他们躺在地上，将头伸出牢房的门口、探到走廊上。因为许多牢房和走廊挨着，因此狱友们能够一同娱乐。一个人讲故事，其他人听着；接着第二个人开始讲，然后是第三个人，每人都轮一遍。然而，这是一种饱受折磨的生活方式。许多人会拿起小刀等尖锐的物品，设法割破自己的喉咙。由于配给缩减了，随着时间流逝，拴在墙上的罪犯的身体和思想都变得衰弱。他们的肌肉因为无法活动而萎缩；他们的脸色变得苍白；他们的内脏肿胀，他们患上了胃疼的毛病；移动——在铁链允许的范围内——让他们感到恶心。到1851年，有十五名罪犯被拴在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监狱的墙上长达十年。在西伯利亚的其他地方，还有几十个这样的罪犯。41

在伊格林斯克的刑罚酿酒厂，按照伊万·叶菲莫夫的命令，四个人因为在流放期间所犯的罪行而被拴在墙上。其中一个人有一定文化，所以叶菲莫夫借给他一些书，让他大声读给其他人听。当他来巡视这个牢房，询问他们是否喜欢这样的读书体验时，“他们感谢我给了他们书籍，感谢读书体验，而且说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无聊了”。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惊讶于某些以这样的方式被关押的人的创造性：“许多人学会了缝纫，把自己变成了鞋匠或雕工。”被锁在这些牢房中的罪犯设法通过管道和裂缝来与他人交流。有些人甚至会用一种用来把东西送到牢房窗口的绳索来供应物品。42

还有一些累犯不是被拴在墙上，而是被拴在独轮手推车上，他们一直拖着车四处走动了五年或十年的时间，这种惩罚既是一种道德折磨，也能阻止他们逃跑。每当一个监狱负责人走到一个拴在独轮车上的罪犯身边时，这个罪犯会“用痛苦的祷告和真诚的眼泪乞求解开锁链：‘我受够了！它让我反胃！只要不让我再看到它，我宁愿付出任何代价！’”43费奥多尔·什若科罗波夫是萨哈林岛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之一，犯有一连串武装抢劫和谋杀罪行，曾多次逃跑。他从东西伯利亚被放逐到了萨哈林岛，在岛上又进行了一次失败的逃跑，后被拴到独轮车上五年。在他的自传中，他描述了自己拴在“手推车妻子”上的生活：


我拖着手推车达五年零四个月……当我拖着手推车出去干活时，它让我怒火中烧。我像没法说话的野兽一样……忍受着它……我已经没有人样了，这种状态把我变成了一种滑稽可笑、会劳动的动产。我看着我的手推车妻子，带着苦涩、荒谬和耻辱的感受……一种人类的耻辱感。像我这样道德败坏的人似乎不太可能会感到人类的耻辱感……但我的灵魂却因这种惩罚而震怒。44

什若科罗波夫的感受在19世纪60年代很有共鸣，那时，受过教育的波兰人抵达了西伯利亚的监狱和刑罚定居点，开创并推广了个人主权和自然权利的观念。在1892年考察萨哈林岛以后，地理学家和植物学家安德烈·克拉斯诺夫写道，所有罪犯“都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自己是贱民、被社会遗弃的人而痛苦”45。当然，流放制度的批评者极为看重罪犯自己对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的感悟，很少有人像什若科罗波夫一样详细记录下自己对所受惩罚的内心反应。即使这些作者只不过是把自己注意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他们的描述却让人们越来越反感西伯利亚流放者遭遇的残酷惩罚。

但是最大的丑闻还是来了。1892年，西伯利亚流放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奥诺尔事件”——开始走进公众的视线。阿林比·汉诺夫是萨哈林岛雷科沃监狱里一个不识字的监督人，他负责监督建造一条穿过密林和沼泽的新路，这条路将把萨哈林岛中部偏远的奥诺尔定居点和该岛的南部联结起来。他手下的五百名罪犯分到了极为艰苦的任务：拔除灌木，砍伐树木并将其连根拔起，建筑堤坝和搬运泥土。冬天，他们在萨哈林森林刺骨的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夏天，成群的蚊虫不停叮咬他们裸露在外的皮肤。正如多罗舍维奇后来评论的那样，“驱使人们像那样工作需要超自然的力量。监狱当局在高级监督人汉诺夫身上……看到了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汉诺夫原是一个在卡拉金矿服刑的苦役犯，后被转移到了萨哈林岛，他是一个品格值得怀疑的人。46

1892年2月至12月，226人逃离了施工现场，另有70人神秘地死亡。1892年，洛巴斯医生被分配到蒂莫夫斯克地区医院，他抵达萨哈林岛时，关于奥诺尔定居点极端残忍的传言正在流放者当中传播：


监督施工的看守，特别是高级监督人汉诺夫，正在把罪犯们饿死，用不发放面包配给的方式惩罚他们，用超负荷的工作把他们累到筋疲力尽，让他们遭受最可怕的鞭打和折磨，这些做法经常造成罪犯死亡。据说这些苦役犯会饿得去偷同伴的面包。情况变得十分危急，罪犯在睡觉前会先把自己的面包埋在地下，然后躺在上面，这种做法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他饥饿的同伴会在他的身下挖坑道，然后成功偷走藏起来的面包。饥饿会驱使苦役犯谋杀自己的同伴，吃他们的肉……为了逃避奥诺尔定居点的工作，这些人会砍断自己的手脚，他们会供认自己并没有犯下的谋杀案，为的是能被囚禁起来……还听说，在这个定居点附近，弃尸的腐臭味弥漫在空气当中。47

洛巴斯调查了在奥诺尔定居点死亡的70名苦役犯中的一些人的验尸报告，发现许多报告都是捏造的。医生们没有看过死者的尸体就确定了死因，甚至有些情形明显是暴力致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