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鞭　打

，他们也没有实施验尸。洛巴斯发现，这些医生的结论是“疏忽对待非常重要的法医问题”的证据，甚至是“蓄意隐瞒和遮掩事件的真实状况”的证据。汉诺夫自己的报告是一连串不幸的事件：5月27日，奥尔基-阿加-马梅德-可西里被他的几名同伴谋杀；第二天，苦役犯阿布登科夫被一棵倒下的树砸死；两天之后，苦役犯沙里布科夫在晚饭后突然死亡；6月29日，奥尔基·侯赛因·基扎克不知被何人殴打致死；7月1日，安东·卡因安茨基死于疲惫和癫痫；同一天，米津·特罗菲姆死于肺炎；7月7日，阿威廉·别雷死于痢疾；7月11日，尼基塔·茹拉夫廖夫死于心脏病；7月30日，阿里·梅沙迪·艾哈迈德因为吃了毒蘑菇，死于食物中毒。列表还很长。洛巴斯因为自己所发现的情况而感到震怒：


在奥诺尔定居点，几乎每天都有苦役犯死亡，其中许多人过早地死去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死亡是极为可疑的。然而当局对此置若罔闻。在收到监督人送来的关于苦役犯死亡的报告时，官员只是匆忙地给医生写了一个指示，要求医生确定死亡原因，如果必要，就对某个离奇死亡的苦役犯进行尸体解剖……总而言之，监狱当局和医生坐在距离这些可怕的人类戏剧现场数百千米远的办公室内，只是写上几封信、一些官方的答复。医务助理和监督人非常了解官员的态度，只管照他们的态度行事，与此同时，苦役犯却为繁重的工作痛苦呻吟，食不果腹，因疲惫和鞭打而死。48

多罗舍维奇采访了一些“奥诺尔事件”中的食人者。其中一个人叫帕维尔·科罗卡索夫，他曾和另一名饥饿的苦役犯一起逃离修路现场，后者在逃跑途中死了。科罗卡索夫后来被捕，身上带着一包半熟的人肉。他承认自己把肉剁成了小块，然后把肉烧焦了，以便于保存，但否认自己既杀了自己的逃犯同伙，又吃了他的肉，其他苦役犯不相信且嘲笑了他的话。他声称自己只是在假装嗜食同类，这样就可以被监禁起来，不用再返回奥诺尔施工现场了。这些震惊的苦役犯必须克制着不以私刑处死他，他们强迫科罗卡索夫在他们面前吃人肉。其他被怀疑嗜食同类的罪犯遭受了残酷的鞭打，有时鞭打甚至是致命的。苦役犯后来通过歌曲使奥诺尔定居点的恐怖被后人铭记：


当我们从秋明出发的时候，

我们吃鹅，

但当我们来到了奥诺尔，

我们吞咽的是人！49

尽管有一系列官方调查，但汉诺夫仍然因证据不足而继续任职。然而，有关奥诺尔定居点残暴境况的故事开始传了出去。1893年夏天，克拉斯诺夫从萨哈林岛返回，开始在受欢迎的杂志《本周图书》上写关于“奥诺尔事件”的文章。契诃夫也在他的小说《萨哈林岛》中提到了这个事件。西伯利亚新闻界开始刊登这个故事。洛巴斯的熟人撰写的两篇文章于1893年秋天出现在了报纸《符拉迪沃斯托克》上，到了1894年2月，《伦敦晚旗报》和《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个故事。50《纽约时报》的文章《俄国恐怖事件：罪犯模仿嗜食同类的杀人行径且急于求死》说道：


调查委员会关于萨哈林岛奥诺尔罪犯站点的调查，揭露出了多起无情鞭打的事例以及手指和手臂被刀砍下的事例。饥饿引起的嗜食同类是常见事件。经常有人实施谋杀，然后嗜食同类，他们仅仅是带着一种招致处决、结束凄惨生活的想法……1892年，一连串带着残尸的护送队伍从奥诺尔前往官员们的驻地雷科夫斯科耶。未经任何调查，这些尸体被立即埋葬。雷科夫斯科耶的两名医生都从未去过奥诺尔。51

“奥诺尔事件”不仅暴露出了某一个人的暴虐，而且暴露出了萨哈林刑罚殖民地管理机构中整个官僚体系的无能、冷漠和腐败。这是对整个流放制度的严厉控诉，这样的恐怖事件竟在萨哈林岛管理人员的眼皮底下发生。

鞭子、铁链和单独监禁支撑着西伯利亚刑罚殖民地和监狱的权威和权力，它们是一个虚弱的国家的拙钝工具。野蛮和恐怖不是惩戒和正义的代用品。由于无法改造流放者，国家依靠野蛮的惩罚来约束他们。在一个腐败且报复心重的官员和行刑者享有极大酌处权的世界里，法律与专制之间的界限虽说不上看不见，但一直模糊不清。对囚犯他们自己来说，有选择性的执法显得很随意、无法预测。在旁观者看来，这些惩罚激起了反感。

到19世纪末，肉刑越来越被看作前现代历史的可耻残余，它引起了那些见多识广、坚定自信的受过教育的公众更加强烈的谴责。对很多人来说，手持鞭子、居高临下地站在趴在地上的流放者旁边的残暴行刑者的形象很快成了专制政权的一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