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严峻的考验

之后西伯利亚监狱的看守是新的，那么囚犯也是新的。许多人初次参加罢工、暴动、恐怖运动和农村革命活动。到1908年，托博尔斯克的苦役犯中有249人因谋杀或杀人未遂被判刑；四分之一是再犯。事实上，随着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暴动农民、罢工工人、哗变陆军士兵和水兵、银行劫匪、大屠杀参与者、盗贼和坚定革命者，政治犯和普通罪犯的界限变得前所未有地模糊。让许多新的政治犯变得激进的不仅仅是革命暴力行为，还有革命话语的激情。这批在西伯利亚监狱中的新苦役犯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权利。1906年夏天，一份调查涅尔琴斯克监狱的官方报告指出：“今天的苦役犯更关心自己的利益，更注重自己的自由；他们更加意识到要保护自己的尊严。”自然权利和不可剥夺的人格尊严的观念不再仅仅属于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它们现在正在影响那些因参与革命活动而被流放的下层阶层的心态和行为。把大多数囚犯团结在一起的，是对专制政权发自肺腑的仇恨。很多人也基本没什么可失去的。1909年，在托博尔斯克服苦役的610人中，只有16％的人刑期在8年以下；62％的人刑期在8至20年，12％的人要终身服苦役。37

到1907年，两个敌对的阵营在西伯利亚过度拥挤的监狱里对峙。一方是新的监狱看守，他们决心把国家的权威施加于不服管束的监狱囚犯身上；另一方是革命者和罪犯，他们准备在监狱里使用暴力，并且现在得到了监狱外的流放革命者的支持。38在190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10年中，西伯利亚监狱成了一场暴力对抗的集中点。

在托博尔斯克，这种对抗比在其他地方更加突出，也更加暴力。该城当局正在努力应付政治犯大量拥入的问题；1905年，只有21名苦役犯因政治罪行获刑；到1907年，这个数字增至250名。托博尔斯克监狱官员担心政治犯对普通罪犯的影响越来越大，于是在一场火灾过后，把大多数政治犯从大广场上的中央监狱转移到城镇边缘那座更小、更为破旧的监狱（被称为第二监狱）里。起初，这座旧监狱里的管理制度较为自由。监狱长博戈亚夫连斯基想要在1905年之后重塑自己的权威，于是他坚持要让罪犯按照俄国军事传统，在自己出现时立马站起来并大声说“我们祝您健康！”，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轻蔑的拒绝。这些囚犯每三人一组被关在大牢房里；他们可以订阅报纸，可以有自己的书、笔和纸；他们可以定期运动，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他们宽松的镣铐能在晚上卸下来；食物还过得去，这些人有时甚至可以到厨房给自己做饭。但是后来，罪犯和警卫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因为在1907年1月一次查房时，警卫搜出了一段厚木板，那是罪犯从墙上扯下来的，用来挖掘隧道。不久之后，警卫在流放者某本书的夹缝中发现了一张假证件。于是，博戈亚夫连斯基剥夺了流放者与亲人用除俄语以外的其他语言通信的权利，这个决定让几个波兰人、几个犹太人和一个芬兰人失去了与家人通信的机会。这一举动令罪犯和监狱官员做出了一系列升级的行动：绝食，收走床垫、钢笔和纸张，“抵制”警卫的一切指示。这些行动的高潮是政治犯的首领德米特里·塔赫乔格洛被单独监禁了两个星期。39

塔赫乔格洛生于1877年，是一位来自俄国西南部的赫尔松省的贵族。他曾在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物理与数学系学习，并在那里参与学生运动，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5年革命中，塔赫乔格洛被认定意图谋杀一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警察，被判处死刑。然而，在《十月宣言》之后，他的刑罚减为十五年苦役。塔赫乔格洛刚一到达托博尔斯克，当局就发现他是“监狱管理系统的顽固敌人，他拒绝服从看守的命令，并在狱友当中享有极大的权威，他们将他视作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重要革命人物”40。

在政府于帝国境内实施广泛镇压的刺激下，1907年7月16日，监狱内的紧张局势演变成公开的冲突。这一次，导火索又是政治犯遭遇鞭打。第二监狱的革命者听说，城镇另一端的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中有三名同志遭桦树条鞭打。41十六名愤怒的罪犯决心发起暴动，并向博戈亚夫连斯基递交了一份声明：


我们听说了三位同志遭受的惩罚……我们表示，鉴于此举，托博尔斯克管理机构已经向所有政治犯宣战。我们这些在第二监狱的政治犯决定应战，在此宣布：我们宁愿死在不受约束的暴君手中，也不愿忍受被嘲弄，不愿忍受每个人都应享有的神圣权利被侮辱。42

那天晚上，囚犯给各自的朋友和家人写信。塔赫乔格洛写道：“已经过卢比孔河了！”伊万·谢苗诺夫是他的一个同伴，他是个来自特维尔省的农民，后移居圣彼得堡，在这座城市的大工厂普洛提夫工厂中既找到了工作，也找到了革命。谢苗诺夫为布尔什维克党实施了银行抢劫，因而获刑二十年苦役。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母亲：

……当您收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不会向您详述发生了什么事。我简单跟您说。他们用桦树条鞭打了我们的三位同志。我们不能忍受这种耻辱，所以我们决定用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耻辱。明天我们将发动暴动，他们很可能会用刺刀对付我们。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死去。我亲爱的母亲，我请求您，不要为我哭泣，不要责备我给您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我只能这么做。我不会解释为什么，因为您不会明白。那么，原谅我吧，再见了！我永远亲吻您。

您亲爱的儿子43

正如谢苗诺夫预计的那样，这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信。第二天这十六名政治犯用床板和家具腿武装起自己，拒绝让看守进入牢房搜查，他们声称：“你们可以实施搜查，但你们必须先杀死我们所有人！”警卫叫来了博戈亚夫连斯基，他与另外二十名士兵和警卫一起来到现场，囚犯在大喊“绞刑吏！吸血鬼！”。监狱长命令下属守在每个牢房的门口，如果他们做出任何抵抗，就让他们看看“混蛋行为”。博戈亚夫连斯基下令把手持木板的塔赫乔格洛和他的两个同志关进惩罚牢房里。为表抗议，革命者开始打破窗户，用木板砸碎房门，于是，紧张的士兵向这些闹事的囚犯开枪。等到士兵服从了停火的纷乱命令时，谢苗诺夫头部中弹而死，七名囚犯受伤。44

1907年11月，这些暴动的流放者被送到军事法庭，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有同情心的听证会。著名律师、政治审判老手谢尔盖·阿尼西莫夫从圣彼得堡来到托博尔斯克，为他们进行辩护，他向法庭做了雄辩的结案陈词：


在俄国，考虑到我们的政治生活的悲剧性特质，那些让人们在文明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拥有主导地位的品质，让他们沦为了政治犯。在俄国的生活，使得每个对被践踏、被侵害之人怀有深切同情心的人，每个拥有某种道德独立性且能够在生活中不必跟自己的良知做出巨大妥协的人，都成了所谓的“政治人物”。在不可能存在公开政治斗争的情况下，这些政治人物当中的每一个早晚都要迎来监狱、流放、苦役和镣铐。

阿尼西莫夫向那些审判这些政治犯的军官解释，人格尊严对于这些革命者的意义，就像军事荣誉对于军官的意义一样重要。鞭打他们意味着“损害他们的人格”。阿尼西莫夫把这些革命者的抗议与1889年集体服毒的“卡拉惨剧”联系在一起，并强调像伊万·谢苗诺夫这样的革命者愿意以死来表示对同志遭到鞭打的抗议。甚至控方律师也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