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严峻的考验

他们随身带着装有炸药的手提箱。在遭到斯托雷平多疑的守卫盘问后，他们大喊“自由万岁”和“无政府主义万岁”，然后引爆了炸弹。结果是一场大屠杀：27人当场死亡，70人（包括斯托雷平的2个孩子）受重伤。斯托雷平自己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25

由政治动机驱动的暴力行为经常会转变成单纯的犯罪和无意义的暴行。被一个评论员称为“创伤疫情”的局面——暴力袭击、纵火、强奸、大屠杀和谋杀——撕裂了俄罗斯帝国。革命党派为增加财源而进行的“征收”有时无异于罪犯为了扩充腰包而抢劫银行的行为。“群众的愤怒”（一个受到惊吓的观察者提出了这个说法）对准的是乡绅、贫穷的犹太社区、乡村警察、工厂工头和无数普通公民。26

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帝国主义灾难进一步煽动了革命动乱的火焰。在1904年和1905年的18个月，在世界新闻界的注视下，俄国军队全面败给了一个在他们看来极为落后的敌人。这次惨败暴露了俄国政府的无能，增添了国内的革命不满。27

像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西伯利亚的城市因同样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而痛苦，它们也最先经历了这场灾难性的短暂战争的革命性影响。俄国于1905年9月与日本缔结了屈辱的和平条约，此后俄国士兵开始返回家乡，途经已经深受革命影响的西伯利亚城市。有些人加入了西伯利亚工厂和铁路系统的流放者和工人发动的暴乱。1905年11月16日，约4000人参加了在外贝加尔地区赤塔举行的会议，决定成立共和国。在伊尔库茨克，革命者努力争取城市驻军的支持，并成功选举了一个军事罢工委员会；委员会要求召开立宪议会，实行普选并赦免政治犯。11月初，革命抗议活动同样席卷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和士兵建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或称苏维埃，宣告成立红旗下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共和国”，要求“自由、平等和博爱”。12月8日，苏维埃控制了地方出版社，开始印制《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28

面对着来自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普遍反对，沙俄专制政权在1905年10月让步，旨在使温和派和反政府势力中的激进分子分离开来。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结束宗教歧视、组建用于讨论新法律的咨询机构“杜马”以及政党合法化，这些内容都在《十月宣言》中列出了。镇压与改革相伴。由于忠心的士兵逐渐回心转意，政府用在帝国各地的野蛮镇压来回应革命者的暴力行为。次月发布的一项法令，赋予所有的总督、省长和城市总督在自己的辖区内宣布紧急状态甚至戒严状态的权力。

至1907年1月，23个省、25个区、9个城市和2条铁路线沿线处于戒严状态。1906年2月，内政部授权各个省长流放涉嫌参与农村暴乱的农民。军事法庭在1905至1912年期间因参与革命的罪行判处约3000名水手和士兵长期乃至终身服苦役。1903年，仅仅43个平民在地区军事法庭受审；到1908年，这个数字增长到约7000人，其中超过1000人被判处死刑。正如法学教授米哈伊尔·丘宾斯基所说，这是“军事法庭和处决的时代”。运送罪犯的封闭火车开始将成千上万名新政治犯送到西伯利亚的监狱里。29

1906至1912年间，约6万人因政治罪行在普通法庭和军事法庭受审。绝大多数人不仅因参与叛乱和煽动而获罪，还因只不过是隶属于非法组织或传播反动宣传材料而获罪。帝国的苦役犯人数从1905年的6100人激增到1910年的28500人；同一时期，被判处流放的人由6500人上升至30000人。布尔什维克党未来的总书记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指出，在1905年之前，国家流放的只是“群众中的代表，现在群众自身正在被流放”30。

政府的反暴动运动使得西伯利亚监狱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还使得囚犯的生活环境急剧恶化（1905年萨哈林苦役殖民地的崩溃已经让流放系统的管理人员费力地重新安置罪犯）。1912年，可容纳1570名罪犯的涅尔琴斯克监狱实际上关押了3560人。巡视报告描述，囚犯们挤在通风条件极差的牢房里，室内弥漫着装粪便的木桶散发出的恶臭。随着斑疹伤寒和结核病在人口过多的封闭监狱里肆虐，苦役系统中的死亡率飙升，用一名记者的话说，这些监狱成了“感染源”。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苦役监狱里，到1914年，结核病的发病率增加了一倍多，监狱医院现在只接收“没有康复希望”的病人。1911年，在托博尔斯克省的各个监狱中，5200人——13500名罪犯中的38％——有生病记录；147人在狱中死亡。31

1905年实际上注定了沙皇专制政权的厄运。政府设法夺回了权力，但是镇压的残酷性确保了其胜利是短暂的。国家凶暴的反暴动运动让俄国群众与他们的统治者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隙，《十月宣言》里的让步也不能弥合这道裂隙。政府后来采取措施努力修复其合法性，但这些努力始终无法摆脱因政府使用刺刀和监狱而投下的阴影。

起初，1905年革命对西伯利亚的囚犯来说是个好兆头。在《十月宣言》颁布的同时，10月21日，在西伯利亚，犯有“国家罪行”的流放革命者获得了局部特赦，监狱管理制度大大放宽。当天，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的囚犯在院子里游行，他们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而他们的支持者聚集在监狱门外，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政府立场坚定，但是政府的监狱在一段时期内——用一个政治犯的话说——就像“共和国”32。

然而，随着政府镇压的势头增强，这种短暂的自由化仅是昙花一现。12月下旬，政府成功地在西伯利亚的叛乱城市中重建了权威。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省长不得不等待来自鄂木斯克的增援抵达。他们包围了革命者，为迫使革命者投降，他们在1月2日部署了炮兵部队。约四百人因参与“武装暴动”而被捕，随后被关进城市监狱里。33

恢复西伯利亚监狱纪律的过程是迅速而残酷的。1906年1月18日，忠于政府的部队到达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他们搜查了牢房，收缴武器、书籍、信件和个人物品，给罪犯戴上镣铐，鞭打了许多罪犯。34在1906和1907年，一系列新官员开始管理西伯利亚的多座监狱。新来的官员对待罪犯的态度往往比前任官员更为严苛。对待罪犯态度松散的监狱看守被解职。35

1907年1月，外贝加尔地区的军事长官米哈伊尔·叶别洛夫写信给涅尔琴斯克刑罚地区的负责人尤里·米图斯称，只有“最有干劲”的人才应该招募为监狱看守和警卫。从此以后，“应当采取一切措施来在监狱里重建合乎规矩的管理制度”。这些措施包括锁好牢房门，在惩罚那些违反监狱纪律的犯人时遵照法律条文，禁止罪犯保留个人钱财和其他法律没有授权他们保留的物品，并关闭囚犯自己的市场。米图斯匆忙向负责涅尔琴斯克地区8个监狱的看守下达新增的指示：从此以后，囚犯要戴上镣铐，监狱警卫要用自己的枪支对待反抗。米图斯指责阿卡杜伊监狱的松懈管理，他宣称“管理温和、缺乏威信的监狱管理机构容许违法事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看守不愿重塑秩序，那么他们最好辞职！”似乎很多人都愿意去重塑秩序。看守把政治犯的个人床单、枕头和毯子拿走了，没收了他们的书写材料，关闭了他们的图书室，查禁了烟草，只允许他们与近亲通信，有时甚至完全不允许通信。36

但是，如果说19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