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严峻的考验

尔库茨克东北约3200千米处，一直是进入北极圈的通道。因此，这个小城镇给那些注定要在遥远的流放殖民地被遗忘的政治流放者提供了最后一次展现力量和集体决心的机会。高强度的镇压将极其有积极性且几乎没什么可失去的年轻人聚集在了一起。来自威尔诺（维尔纽斯）的医生宾胡思·罗森塔尔已经在沙皇的监狱关了15个月，后来因在工人阶级中煽动革命、传播反动宣传资料被判处流放雅库茨克6年。他描述了库泰索夫的镇压举措带来的影响：


当通往雅库茨克的冬季道路沿着结冰的勒拿河形成时，新的罪犯运送行动又开始了。一批又一批罪犯先后抵达。就像民族大移徙。新到来的人不断地争取与当地流放者见面的权利……每一批里都有几名来自伊尔库茨克省的非自愿移徙者，有些因为和警方发生冲撞而流放，有些是因为协助逃跑，有些是因为没有遵守官方的指令。他们都被官员秘密处置，正在前往雅库特、上扬斯克和科雷马的路上。17

在这种早已紧张的局势中，库泰索夫仍提出撤销用于刑满获释流放者返乡的国家资金，这个决定引起了轩然大波。流放者抗议称，从每个月仅有的12卢布中省出返乡旅途所需的300卢布是不可能的。这项新的指令意味着流放者将被迫在西伯利亚继续待上数年，以攒下回家的旅费。18

他们的抗议将不仅仅是“雅库茨克惨剧”的重现。1904年的差异令人震惊。和19世纪80年代一样，这些流放者密切注意公众，但他们对国家的对抗更加有组织、准备更充分。与此同时，雅库茨克的官员展示出了一种战术意识，而且他们更加明白与流放者的血腥决斗的政治含义。

在雅库茨克，流放生活的中心是一座大型的两层木构建筑，这座房子属于雅库茨克当地人罗曼诺夫。二楼住着几个流放者，住在周边的人把这栋房子用作会议场所和邮件代存处。只有150名士兵驻扎在雅库茨克，其中半数负责守卫不同的场所。1904年2月17日，54名政治流放者——亲纳粹派人士、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把自己关在罗曼诺夫的房子里，里面配备着日常用品和武器。他们向省长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1.已服完刑期的流放者返乡时，由国家支付费用。

2.废除对于未经许可而缺席的行政处罚。

3.撤销禁止我们与正在流放的同志见面的指令。

4.保证这份抗议书的签字人不受侵害。19

1889年流放者抗议活动的血腥结局曾引起国际愤慨，为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暂时负责该省事务的副省长尼古拉·恰普林试图避免武装冲突。他令士兵把那栋房子包围起来，自己不带武器地走到院子里与流放者谈判。他解释说，自己没有权力取消库泰索夫的命令，流放者应该向圣彼得堡寻求法律补救。然而，他坚称自己不打算命令士兵开枪：“如果你们想待在反锁的房子里，那就这么做吧！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他甚至没有把这个僵持事件告诉圣彼得堡，以防收到猛攻那栋房子的指令。当流放者挑衅性地在房子上插上一面红旗时，这位省长仍坚持自己“不予理会”的政策。包围还在继续，革命者意识到他们的斗争是博取大众同情的斗争，于是开始向雅库茨克的居民发表宣言，阐述抗议的原因。第一份宣言于2月21日发布：“在政府将流放制度变成一个持续很久的屠杀制度时，我们不能坐以待毙。”20

恰普林对流放者的抗议持冷漠态度，这让他们感到受挫，不到一个星期，他们指责恰普林想要阴险地摧毁他们的意志，便又一次向当地居民宣告道：


我们现在已经被关在这个房子里一个星期了，迄今为止，我们只是被包围着。当局想要用饥饿迫使我们走出去。为什么没有通过暴力恢复“秩序”？……政府担心，如果向我们开枪，它会激起所有那些它必须要消除其感受愤慨的能力的人的怒火和愤慨。21

革命者的食物和水正在耗尽，且他们一再受到包围这座房子的士兵的刺激，于是他们召集会议，讨论他们的几个选项，并最终决定采取进攻。3月4日3时，他们开枪了，房子周围的士兵猛烈回击。两名士兵和一名革命者死亡。零星的射击还在继续，但是，恰普林坚决不下令猛攻这栋房子。流放者被逼入绝境，面对着缓慢的死亡和投降之间的抉择，流放者选择了后者，3月7日上午，他们放下了武器。罗曼诺夫斯基（Романовцы，他们后来被这样称呼）坚持了十八天，并成功地在有同情心的东西伯利亚流放者同伴当中引发了一波抗议热潮。然而，狡猾的恰普林的战术最终取得了成效。这次没有出现屠杀，因而流放者无法再塑造出野蛮国家造成的殉难故事。22

1904年7月，这起案件举行审判。那年夏天，帝国境内反政府情绪高涨，而且帝国海军一再败于日军手下，政府急于避免再次出现1889年判处“雅库茨克牺牲者”死刑后产生的公众抗议。库泰索夫决定，这一次，流放者交由民事法庭审判，而不是军事法庭，这一举措实际上排除了判处死刑的可能性。在1905年之前的几年里，政治流放者的大批自杀再一次让当局处境不利，并且有可能影响他们争取公众支持他们与颠覆活动的斗争的努力。著名的律师亚历山大·扎鲁德内代理罗曼诺夫斯基一方，强调了那些只想将“流放这种缓慢的死亡”变成“处决这种快速的死亡”的人的绝望。经过十天的审判，法庭宣判了相对宽松的刑罚。参与反抗的流放者要在西伯利亚的中央监狱中服不同刑期的苦役。23

在1905年之前的三四十年间，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者一直人数很少，但是有影响力。这些书生气激进分子中的许多人曾是沙皇政权的强烈反对者，但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揭示出了他们的孤立，最终也揭示出了他们的无能。如果没有他们的步兵，这些革命将领将一无是处，经过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严峻考验，步兵人数成千上万地增加。进入20世纪以来，这场风暴——最终在1905年爆发——一直在集结力量。在基层政府的镇压的刺激下，社会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致力于从事暗杀活动的“战斗组织”，它杀死了两名内政大臣：1902年杀死了德米特里·西皮亚金，1904年杀死了维亚切斯拉夫·冯·普雷威。24但是引爆点出现在1905年1月9日，当时，守卫圣彼得堡冬宫的士兵向示威者开枪，屠杀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工人及其家属。

抗议活动遍布全国，到1905年9月，政府面临着总罢工和暴力的农村暴动。革命者向国家的代表发动了战争，而且通常是不加区别的战争，俄国乡镇和城市里不断回响着枪炮声。社会革命党在1902至1904年只发动了6次袭击。次年，它的恐怖行动增加到51次，1906年78次，1907年62次。1905年2月4日，袭击目标包括国家官员、宪兵、省长，甚至沙皇的叔叔和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在战斗组织的直接控制之外，一系列其他团体、小派别和独自行动的刺客也在实施恐怖暴力行动。1906年1月1日至8月20日，共有近1800次恐怖行动，包括多次爆炸事件，造成近1500人伤亡，其中三分之一的伤亡人员是普通公民。当时最轰动的恐怖事件之一发生在1906年8月12日，当时有人企图在彼得·斯托雷平首相的圣彼得堡别墅里对其进行暗杀。3名布尔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工党的派别）成员进入了这座别墅，2人军官打扮，1人平民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