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严峻的考验

圣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在俄国各地的各种密室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了大量通信。在姐妹们的帮助下，他还稳定地收到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图书馆的借书，而且出借时间都延长了，以满足他强烈的阅读愿望。尽管列宁对邮政系统的速度感到沮丧（把信寄到首都，再收到回信，需要大概35天），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关于政治、经济、工业史、农业和统计学的书籍，当他在1900年初离开西伯利亚时，他带走了225千克书。正是在流放期间，列宁写作并在1899年出版了有影响力的作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让他成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7

列宁一再请求自己的母亲和姐妹给他寄来令生活舒适的物品，如温暖的袜子、狩猎时穿的防水披肩，这让人想起了十二月党人拥有的物资和他们对在西伯利亚地区偏远地区弄不到的消费品的渴求。列宁需要一顶草帽和一副羔皮手套（让人免受可怕的西伯利亚蚊虫叮咬的基本防护，每年夏天它们都会短暂但来势汹汹地出现在这个多沼泽的地区）。不沉浸于学习的时候，列宁就会与住在舒申斯克附近的十几名流放者一起享受田园生活、狩猎和溜冰。到1897年底，他的同伴们说列宁体重增加了，健康的古铜色皮肤使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西伯利亚人”8。

年轻的列夫·勃朗施坦（托洛茨基）于1904年流放到被上帝遗弃的村庄乌斯季库特，该村位于勒拿河上游，他在那里一边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边拂走书页上的蟑螂”。这里的环境也和在更北部的激进分子所处的环境迥然不同。在这里，托洛茨基有机会与妻子亚历山德拉共同抚养两个孩子，通过在进步报纸《东方先驱》上持续发表文章来磨砺自己卓越的记者才能，还能带着强烈的求胜心玩槌球。9

国家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宽松待遇，不仅揭示出社会等级和财富能长期缓解西伯利亚流放的恶劣环境，同时也揭示出国家并不知晓他们书生气激进主义的萌芽力量。列宁或许曾焦急地抱怨书籍和信件投递出现延误，但他却能够与一个从伊尔库茨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莫斯科、基辅、日内瓦和伦敦的颠覆网络取得联系。10

在偏远的东北部地区，科雷马的行政流放者所处的环境是另一种景象。他们常年忍受着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状态每年只会打破三次，波利亚科夫回忆，当邮递员到达时，“就像一阵电流……每个人都沉浸到欣喜若狂的状态”。然而，几个星期过去后，流放者已经反反复复读过了至亲之人寄来的报纸、杂志、书籍和信件，于是先前的狂喜情绪平静了下来：


六个月、九个月和十二个月前发生的所有新闻和事件，都已经被热切地仔细读过了，有些还被讨论过了；狂喜情绪消散，你再次陷入沮丧无望的状态。你拿着本书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写信，沉浸在写信中。突然之间，你想道：这有什么意义？这都是为了什么？语言、杰出学者的训诫、数百年的智慧以及你读过和思考过的一切？因为你还要在这里再待上六年、七年、八年！等到你在这孤独、潮湿的围墙内，在极为漫长、没有尽头的黑夜——一夜如同一年——中结束流放生涯时，你还会剩下些什么呢？……值得吗？这些阴郁的想法让人无法忍受，于是你跑去找自己的同志。11

在这种幽闭和静止环境中，即使是同志情谊也可能迅速变味。另外一个科雷马流放者——社会民主党人格里戈里·齐佩罗维奇——在一封信中吐露，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就这个或那个话题会说些什么；我不喜欢争论、讨论任何事情，因为这归根结底都是在重复一些著名和反复演练过的论据。哎，我对这毫无意义的单调生活，对这种围着满是灰尘的壁炉（一旁还摆着茶壶）的欢腾感到厌倦！”12

在北方的行政流放者被迫远离了世界，远离了给他们的生命带来意义的革命斗争，他们开始争吵，产生纠纷。个人恩怨、竞争和嫉妒令围绕着革命学说和战术的政治争论变得激烈。齐佩罗维奇观察到，琐碎的争吵非常影响人们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流放者不得不搬离共同居住的小屋，分开生活。这种暗斗也可能酿成不幸的后果。尼古拉·费多谢耶夫是列宁的同志，他在1897年被送到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上扬斯克。列宁愤怒地写道，费多谢耶夫无法容忍“流放者当中某些恶人的诽谤”。他于1898年6月开枪自杀。布尔什维克党的派别主义多是在这些流放殖民地的封闭环境中形成的。不信任、怨恨和个人对抗，都被流放期间共同的孤立状态放大，给那些日后将统治俄国的人留下了心理印记。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布尔什维克的自相残杀中，个人的怠慢和敌意会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13

单调的生活和封闭的环境让部分人丧失了精神健康。齐佩罗维奇指出，他的同志们似乎“被黑暗的模具遮盖着。他们的动作死气沉沉；从他们的脸色和言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极度疲惫；当其中某个人确实变得兴奋时，沉重苦难的迹象会通过他的每个姿态和每句话显露出来”。许多人陷入绝望当中；有些人自杀了。路德维希·亚诺维奇在1897年流放到中科雷姆斯克；在当局传唤他去雅库茨克出庭作证前，他忍受了五年的流放生涯。亚诺维奇和东西伯利亚一个早期革命牺牲者悲剧性地联系到了一起：在死于1889年3月“雅库茨克惨剧”中的人民意志党成员巴贝·巴德别尔斯基的墓前，亚诺维奇开枪自杀了。亚诺维奇给同志们留下一张字条：“我的勇气完全耗尽了；一点小事都能让我情绪异常。我已经变得全无骨气。那么，让我自己见笑于人有什么意义呢？”他写道，他的疲惫和绝望是“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度过多年监禁和流亡生涯（共十八年）的结果。实质上，杀死我的是俄国政府。愿对于我的死亡和我无数同志的死亡的责任能够落在它的头上”14。

在尼古拉二世即位后的10年中，不少于2700人因政治罪行被行政流放。暴动事件迅猛增加：1894年，帝国法令处理了56起政治案件；到1903年，这个数量增加到了1500起。到1901年1月1日，西伯利亚共有1800名政治流放者。新上任的伊尔库茨克总督帕维尔·库泰索夫抱怨说，政治犯不断涌向东西伯利亚，这使得对他们的妥当监督几乎无法实现。他认为，目前的制度“只会让革命思想在俄国各地广泛传播，实际上，政府本身正在采取激进的措施，使得它与之斗得难解难分的理论得到传播”。西伯利亚的快速发展和西伯利亚城市在世纪之交的成长意味着，支持把颠覆分子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清理出去的论据，现在被西伯利亚的行政官员应用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身上。积极的革命者在那些正迅速成为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的地方——在俄国的东扩进程中，它们占据着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位置——像在首都一样不可容忍。15

库泰索夫怀疑当局处理那些态度坚定、组织良好且有时行事凶暴的革命者的能力，于是他实行了镇压。他的措施是赶走东西伯利亚城市里的麻烦制造者，把他们流放到更远的北极圈以北，去冰天雪地的魔岛上扬斯克和科雷马。1903年8月，他颁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相当于突然放弃了国家近期在对待政治流放者时的相对仁慈。他下令，从今往后，违反官方指令的人一律要被行政流放到最北面永久冰冻的荒芜之地。在这项惩罚之前，当局对轻微违规行为熟视无睹；暂时离开自己的流放地去雅库茨克寻找食物的流放者，可能会象征性地监禁一天。现在，如果有同样的行为，他或她会被放逐到科雷马。16

雅库茨克位于勒拿河河畔，在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