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严峻的考验

未来的布尔什维克记者和历史学家尤里·斯捷克洛夫在1895年7月被行政流放到雅库茨克省，此时他认为自己将跟随“不可战胜的巨人”的脚步。斯捷克洛夫十分期待与“前辈”见面，即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革命运动的代表。“在我们看来”，他回忆道，“他们就像英勇无畏的半神。”不仅仅是斯捷克洛夫一个人从老一辈的政治流放者那里获取鼓舞。对于新一代革命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因参与19世纪90年代在俄国大学和工厂中的新一波动乱而被捕——来说，在西伯利亚见到卡拉和雅库茨克的“牺牲者”让他们深信，自己是贯通19世纪的重大改革运动当中的主人公。在十月革命的一百位主要人物中，有六十多人曾遭流放，其中有些人流放了四五次。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流放已经成为一个革命仪式。1

亚历山大三世的高压统治持续了十余年，成功遏制了只有少数俄国工人和农民支持的脆弱小革命党。让新一代激进分子与他们的革命先辈相区别的，是其革命运动的广度。到亚历山大三世在1894年去世时，俄国城镇和乡村中的工业化、城市化、识字率提高，于是在贫苦农民、被剥削的城市工人和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这些易激动的群体当中，出现了一个有政治意识的新的反对派。农民忍受着农村人口过剩、贫困、频发的饥荒（1892年和1900年最为突出），他们容易接受社会革命党领导的复苏的民粹派运动的革命理论。成熟意识形态农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遭遇了马克思主义构成的新挑战，后者在俄国城镇中不断扩大的工业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在帝国各地，大学成了激进主义的轮机舱。1899年关于言论自由的抗议遭到了政府的镇压：挥舞着短棍的哥萨克骑兵小分队受命驱散学生的示威游行，随后的大规模逮捕使许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中、上层家族第一次感受到国家的专制、强制力量。数百名学生只不过因为1901年在圣彼得堡市中心参与和平请愿便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里，于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以及他们的数千名支持者得出结论：渐进式的改革是不可能的。烈火必须以烈火对抗。2

随着19世纪接近尾声，沙皇俄国的边陲地带再一次变得动荡。亚历山大三世在波兰和西部边疆地区的中小学校和大学里推行强制性俄化政策，这激怒了新一代的波兰人，他们已经浸染了父母对沙俄政权的深切敌意。帝国的犹太人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多次遭遇大屠杀，现在他们在居住权利、教育和职业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他们中的许多人认定，他们的未来在于革命，而不在于与沙皇俄国的迁就通融。亲纳粹运动开始于1897年，它将社会主义与犹太文化自治的要求相结合，吸引了成千上万名新成员。不管是把希望寄托在农民群体、无产阶级，还是作为历史变迁媒介的国家身上，所有的俄国激进派都决心实现革命。3

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俄国政府加紧把流放用作与暴动进行斗争的武器。最初，当局表示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从卡拉和雅库茨克的1889年自杀事件和处决政治犯这些公共关系灾难中吸取了教训。在1905年革命前的十年里，官员们的办法是拒绝给予革命者表达抗议、打造牺牲故事的平台。他们不仅仅是把革命者流放到乌拉尔山以东，还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东北部远离公众视线的偏远定居点。帝国各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们都亲身体验过流放制度，有些人默默无闻地忍受着，而另一些人却在努力重演前辈们在19世纪80年代展现过的英勇反抗。另一方面，行政流放向政治激进分子授予了权威。它在他们当中塑造出了一种派系团结感，这种团结感基于共同的苦难经历，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将加强他们的权威。流放殖民地成为暴动的学堂，新成员可以在这里学习革命学说，资深成员可以在这里创造出大量革命理论和文章。

1905年革命把尼古拉二世的统治时期分成了两个阶段。通过革命运动的秘密印刷厂、安全屋和海外代表大会，革命运动在俄罗斯帝国各地爆发。面对着恐怖行动、反抗的农民阶层和广泛的城市动荡，国家再一次开始将自己的敌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当局无法把数万名经过战斗洗礼的新一代革命者、恐怖分子和时常行事凶暴的罪犯关在默默无闻的偏远定居点，他们几乎没法监督和控制这些定居点。所以他们将这些人关押在了西伯利亚的封闭式监狱和刑罚堡中。流放制度或许曾帮助平息了俄国的第一次革命，但是它激发了人们对政府的无尽仇恨，这种仇恨助燃了第二次革命。如果说在尼古拉二世统治初期，西伯利亚曾经用作政治隔离区域，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西伯利亚就像一个巨大的革命实验室。

1889年，年轻的革命者米哈伊尔·波利亚科夫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东端的科雷马地区（在斯大林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古拉格劳改营），距离圣彼得堡约12800千米：“在这片面积大过法国的广袤地域，只有……6500名居民。”波利亚科夫说。其中有不到1000人是俄国人。波利亚科夫来到了“一个人间地狱，这个地方被2000千米的沼泽地和多山荒凉地带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4。中科雷姆斯克本身是一个有18名政治流放者的定居点，其中大部分人在1888年被送到那里。食物和衣物十分短缺，即使有，价格也是高得离谱，超出大部分人的负担能力。每年9月初，地面上就已经落上了雪，气温降至-30℃。这个地区的居民会用水喷洒他们的“小屋”，形成一个抵御即将到来的严冬的冰壳；在夏天用作窗玻璃的鱼鳔被大块半透明的冰块取代了，这样可以让光照入室内。但到11月中旬，这些做法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因为黑暗总不退去：“白天的最后短短几个小时过去了，你不得不靠壁炉……或蜡烛微弱的火光照明。”波利亚科夫记得，“夜晚的沉寂无声”只会被狗吠声打破：


在这些时候，你感觉自己像只微不足道的可怜蠕虫。你走进自己并不舒适的泥砖房，感到极度沮丧，以至于连监狱的种种回忆都像一场美梦。似乎一个半月都是这样：晚上上床睡觉，晚上起床。1月初，太阳重新升起：最初是新月形，每天都在变大。你看着它，心中升腾起深深的喜悦感，可能只有那些曾关在黑暗的牢房里，后来终于离开监狱的人才能理解这种感受。5

这并不是所有行政流放者的命运。反复无常的流放制度还可以让那些有社会关系的人更为舒适地服完刑期。十月革命的未来设计师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就是这样一个激进人士，他于1897年流放到偏远的西伯利亚村庄舒申斯克，此处位于叶尼塞河上游，在将西伯利亚南部与蒙古分开的萨彦岭的山麓。列宁在3年流放生涯中享有的生活环境会让10年前的革命者感到惊讶。列宁是个世袭贵族，而且他还有个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为人坚决自信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坐火车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那里，他在一个同情“政治人物”的妇女家中租了一个舒适的房间并在著名藏书家根纳季·尤金的图书馆里收集材料，一边等待着自己最终的流放目的地确定。当列宁终于到达流放地时，他感到非常惊喜。他写信给妹妹说，舒申斯克“是个不错的村子。虽然周围光秃秃的，但不远处……有个森林，虽说许多树已被砍伐。这里没有通往叶尼塞河的路，但舒什河流经这个村庄，而且这里有叶尼塞河的一个大支流……你可以在那里洗澡。在地面上可以看到萨彦岭或者它的山脊……”6

舒申斯克有287个家庭，1400名居民。在那里，列宁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