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收缩的大陆

1877年11月19日下午，17米长的“黎明”号纵帆船在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的海关抛锚。激动的围观者争相观看这艘船。“黎明”号刚刚完成了从东西伯利亚叶尼塞河到圣彼得堡的第一次成功海上航行。它驶过了喀拉海和巴伦支海，经由瓦尔德、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绕过斯堪的那维亚，最后到达了俄国首都。俄国国内外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惊人的航海壮举：这艘半甲板船没有龙骨，船员只有5人，他们穿越了在海图上基本没有标注且以危险闻名的北极海域，行过了此片海域的浮冰和风暴。这艘船已经以胜利的姿态通过了挪威、瑞典和芬兰大公国的沿海城镇，在那里受到了众多祝福者的热烈欢迎；它的船员得到了国家新闻界的盛赞，参加了为纪念它而举行的宴会。

然而，当“黎明”号到达瓦西列夫斯基岛的海关时，8月9日从叶尼塞河出发的5名船员中只有4人在船上。安德烈·齐步伦科不在船上，正如日报《圣彼得堡新闻》冷淡地指出的那样，“因为他无法控制的原因”1。在该船于那天早上驶入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后，按照驻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俄国领事的情报，齐步伦科被捕。原来齐步伦科是叶尼塞省的流放者，他非法从西伯利亚返回了俄国欧洲部分，因此是个逃犯。根据内政大臣亚历山大·季马舍夫的命令，他遭到拘留，随后收押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当局打算将齐步伦科放逐回叶尼塞省，让他余生都在那里流放，但到1878年1月，齐步伦科已经获释，并获得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官方赦免，甚至还得到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俄国帝国商船协会和贸易部的嘉奖。

齐步伦科的命运发生的惊人逆转——从东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到勇敢无畏的明星船员，再到喀琅施塔得的国家罪犯，最后到被赦免的逃犯——反映出，公众反对将西伯利亚用作刑罚殖民地。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俄国科学、商业和政治精英中的领军人物开始质疑将西伯利亚视为一个严寒且荒凉的荒地、只适合作为帝国罪犯的流放地的固有看法。他们主张将西伯利亚重新设想为一个富有的经济殖民地，一个曾被国家忽视，被流放制度拖累，但实际上却有着大量有待勘探和开发的自然资源的地方。除了从战略上批评政府把西伯利亚用作一个大陆规模的监狱，人们在道德上越来越反对这套以残酷的鞭打、罪犯无辜的妻儿的贫穷和堕落以及革命者的牺牲为特征的制度。

在俄国，人们对西伯利亚的看法是不断变化的。18世纪中期，大多数俄国人把西伯利亚视为国家的一个商业殖民地，这个观点与俄国新获得的殖民帝国的身份相协调。2例如，博学多识的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把西伯利亚河流（如勒拿河）比作尼罗河，为这片大陆的自然财富献上了颂歌，并于18世纪60年代初声称：“西伯利亚将促进俄国帝国力量壮大。”叶卡捷琳娜大帝也曾把西伯利亚设想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殖民地带。3但是，在她统治的末期，西伯利亚散发出的诱人光芒以及它所承载的殖民乐观主义开始变得暗淡。

在16和17世纪不断东扩的皮毛贸易在18世纪急剧衰退，而由彼得大帝开创的冶金厂无法比拟“软黄金”的经济重要性。随着西伯利亚的经济意义减弱，它作为刑罚殖民地的地位提升了。与此同时，对于俄国政府和很多受过教育的俄国公众来说，西伯利亚作为一个金矿的形象逐渐被一幅贫瘠、冰冻的亚洲荒地的险恶图景所取代。一名北极探险家曾在1830年评论：“［西伯利亚］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一个俄国人恐惧，俄国人在这个名字中只看到了他（她）会与自己的故土永远分离，看到了一个无法逃离、始终不变的巨大地牢。”41841年，《祖国纪事》杂志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西伯利亚在公众印象中的惨淡悲观形象。它详述了西伯利亚无法融入贸易路线的情况：“只要现有的自然法则在我们的世界仍然存在，那么鄂毕河和勒拿河的河口就会被冰封住……西伯利亚注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片荒原。”作者断定，如果西伯利亚的“大片积雪”都换成真正的水，这至少将便利与远东地区的海上贸易，那么俄国将变得非常富有。围绕着一个冰封雪裹、无法穿越的西伯利亚的诸多形象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了彻底改变。开通到东西伯利亚的海路，不仅仅在西伯利亚与俄国欧洲部分之间建立起了真正的联系，也建立起了头脑世界中的联系。5

在这些对西伯利亚的变换看法中，流放制度占据着模糊的地位。一方面，西伯利亚的惩罚和殖民功能在理论上是兼容的，而且这一推定源于流放制度的本质。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在1822年的改革设想把流放者和苦役犯最终改造为遵纪守法、积极进取的定居者，他们将生活在西伯利亚，并且用自己的文化和勤劳将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只有让西伯利亚的流放者生活在落后和艰苦的环境中，西伯利亚才能保证惩罚效果。这个未解决的矛盾在英国的澳大利亚刑罚殖民地已经出现过，在19世纪，这个矛盾一直是流放制度的核心问题。

无论俄罗斯帝国对西伯利亚的设想有多么宽广，刑罚殖民这个想法正在拆解。官方越来越担心把成千上万名流放者送到西伯利亚的花费、低效率和完全破坏性的影响。一份又一份报告，一个又一个调查团，都强调了流放者——背井离乡、穷困潦倒的罪犯，其中有些人有病或有伤残，很多人是冷酷无情的罪犯——给西伯利亚本地居民和在那里定居的自愿移民造成了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6地区总督和政府巡视员一再哀叹，流放制度不仅未能开发出西伯利亚的潜力，而且还阻止了真正的殖民者——当地农民——殖民开发西伯利亚的进程。这些官员通常深谙刑罚殖民政策的固有矛盾，主张进行一系列改革：从限制流放人口到彻底废除西伯利亚流放制度。1835年，一项重大调查总结出，政府用罪犯殖民开发西伯利亚的计划是失败的：


最好的意图和最崇高的目标经常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们得不到实施它们所需的资源。检查近期的流放定居者的身体和道德状况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流放定居者是你在路上会遇见的人，尽管西伯利亚的冬天十分寒冷，但他们差不多是衣不遮体，因饥饿而没有生气，浑身邋遢，垂头丧气，眼中充满痛楚……与那种摧毁着他们的所有身体和精神力量的痛苦、疲惫生活相比，死刑就是一种祝福。7

除了刑罚殖民的失败，官员们往往认为流放者严重阻碍了西伯利亚乃至整个帝国的经济发展。1851年，由尼古拉·安年科夫副官长领导的著名委员会建议废除流放到定居点的做法，以支持只将所有罪犯关在监狱、要塞和工厂内的苦役模式。在尼古拉一世统治的后期，他也命令官员调查“是否有可能停止流放西伯利亚的做法，只把西伯利亚留给苦役犯”。然而，国家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仅仅修补了流放制度的边边角角。国家零星改进了休息站和刑罚堡的基础设施，并试图解决流放行政机构中最恶劣的渎职和无能行为。随着1863年波兰一月起义遭到镇压，每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罪犯数量急剧增加，于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改革措施便被全然无视了。8

为什么沙皇政权要坚持使用这套明显有害于西伯利亚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的刑罚制度呢？部分是因为官僚主义惯性，部分是因为创立新的替代制度——一套把俄国欧洲部分的罪犯关押在其家乡的监狱系统——会引起成本上涨。然而，还有部分原因是，在官方和公众的印象中，19世纪上半叶的西伯利亚仍然是一片基本上不适合经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