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严峻的考验

监狱的监狱长斯米尔诺夫，那时他正坐着马车穿过该城。斯米尔诺夫逃过了第一波射击，然后徒步逃亡，但恐怖分子在街上追赶他，赶上他后对他开了十五枪。当局很快就拘留了一个名叫彼得·罗夏科夫的嫌疑人，此前他已经被认定参加1905年12月在该市爆发的武装起义并被关在托木斯克，但之后逃跑了。罗夏科夫在附近的一个小酒馆被捕，当时他身上持有一把纳干转轮手枪，里面有三发子弹，叶尼塞省省长称他是“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能够犯下各种罪行”。当局将他移交给了军事法庭。法庭认定罗夏科夫犯有暗杀罪行，判处他死刑。尽管他的母亲为他求情，但是他还是于1908年10月25日被处决了。56

同时，在托博尔斯克，塔赫乔格洛和他的同志或许是在军事法庭上遇到了有同情心的听证会，但是地方官员认为，监狱里缺乏纪律的问题要对他们的暴动负责。博戈亚夫连斯基遇刺后，接替他的伊万·莫吉列耶夫决心让该城不守规矩的囚犯就范。这一次，对抗会在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里上演，因为当局把大多数政治犯送回了那里。围绕着进入厨房和戴镣铐的争论引发了抗议和镇压的相似循环。这些对抗扩展到了城镇广场；莫吉列耶夫甚至把罪犯食物的样品放在监狱门前，以向托博尔斯克居民表明罪犯们并没有受到虐待。不过，这些作秀的举动无法扭转民众的看法。有关监狱里的虐待行为的报道仍在地方新闻界传播：莫吉耶夫将罪犯锁在一个“闷热”的惩罚牢房里，在里面，“他们因为高温而气闷”，“像苍蝇一样死去”57。

1907年秋天，莫吉列耶夫下令，所有罪犯都要戴上镣铐，头发要剃去；三个罪犯挑衅性地摘下了自己的镣铐，他让人鞭打了他们。这种残忍行径在监狱中引发了一波抗议。罪犯们开始敲击窗户，用瓶瓶罐罐敲打牢房窗户的铁栏，尽全力大声喊叫。整个城镇都可以听到喧闹声。莫吉列耶夫不甘示弱。

这位监狱长没有被吓住，他继续实行镇压。肉刑使用得十分普遍。轻微的违规行为（例如罪犯不愿意在看守出现时摘掉帽子）以及更为严重的罪行（如蓄意逃跑），都会招致肉刑。托博尔斯克被称为“桦树条的地带”。莫吉列耶夫拒绝给予监狱医生把罪犯送往医务室的权利，坚持要求病人也要始终戴着镣铐，开始设定病人的口粮配给，把一些囚犯从医院里转移出来并单独监禁。他特意报复性地对待塔赫乔格洛，下令抽走防止镣铐擦伤脚踝和手腕的皮条。塔赫乔格洛几个月内不能接触书籍和书写材料，他被故意安排在关押最危险的普通罪犯的牢房里。58

和西伯利亚的很多监狱一样，这座监狱正成为一位当时的记者口中的“政治斗争的公开场所”。1908年1月7日，看守想要将一名不服从监管的罪犯转移到惩罚牢房，这个犯人的几十个狱友起而抗议。他们高喊：“把我们都逮捕吧！”莫吉列耶夫下令逮捕了为首的人，但此举却在整个监狱里煽起了骚乱的火焰。莫吉列耶夫召集了援军，要求把这些人从牢房里拖出来，但这一次，警卫自己蒙受了损失。七名囚犯受伤，但一名囚犯抢到了一把左轮手枪，向警卫射击，造成了警卫一死一伤。59

1908年3月，叛乱牢房中的十三名囚犯因谋杀罪行被一个在监狱里的军事法庭审判。原告援引国家法律，将被告描述为暴力的狂热分子。相反，被告援引自然法，努力描绘一幅专制和残酷制度的图景，这种制度逼得他们起义。为了求助于舆论法庭，在被告席上的人请求把自己的裤子脱下，以展示莫吉列耶夫的多次殴打留下的伤痕，但法官拒绝了这一请求。

这一次，当局不会表现任何克制和宽仁。法庭认定这些囚犯合谋杀害他们的警卫、蓄意谋杀，判处他们绞刑。鄂木斯克地区的军事长官伊万·纳达罗夫将军没有法外开恩，于是，这十三个人在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的院子里被绞死。那里的境况现在非常可怕，因此，当其中一个死刑犯终于看到行刑台时，他大声疾呼：“啊，你在这里，我亲爱的绞刑架，我美丽的阳光，你终于来了！”参加这场绞刑的监狱医生出现了精神失常，随后离职。60

这场处决过后，监狱里的镇压还在继续。7月，塔赫乔格洛试图用锋利的笔尖割腕自杀；还有四个人也仿效了他的做法。行刑的恐怖状态和自杀事件传出了监狱，在整个城镇散播。托博尔斯克杜马的议员尼古拉·斯卡洛祖博夫向彼得·斯托雷平首相抗议“托博尔斯克监狱（位于城镇中央）给当地居民造成的噩梦”。在受难周，他写道：“人们无法睡觉，由于紧张而啜泣。祷告仪式在城镇的教堂和（索菲亚）大教堂里举行，而在隔壁，在监狱围墙那一侧，有13个绞刑架。”“当墙内的人正在闷热的惩罚牢房里被狠狠地鞭打、殴打、折磨，被绞死时”，托博尔斯克的居民怎么能“在墙外平静地生活”？托博尔斯克的社会革命党人向当地居民和当地的驻军分发了布告，谴责监狱里的“兽行”61。

绞刑的报复来得很缓慢，但肯定会来。莫吉列耶夫已经作为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的长官存活了一年半，但是他现在是个被盯上的人。尽管当地社会革命党领导层的一些人认为暗杀行动只会让他们在狱中的同志遭受更严厉的镇压，但一位名叫尼古拉·希什马廖夫的社会革命党人还是于1909年4月前往了托博尔斯克。他在监狱外熙熙攘攘的广场上游荡，当莫吉列耶夫抵达时，他走上前去，开枪把他打死了。与在赤塔的同志不同，希什马廖夫没有得到有同情心的旁观者的帮助，而是被一群当地居民抓住了。

社会革命党的地方委员会迅速印制了另一份顶端写着“权利必须通过斗争赢得！”的布告，并把它们分发到托博尔斯克各地：


1909年4月20日，社会革命党乌拉尔地区战斗组织的一名成员杀死了托博尔斯克苦役监狱的监狱长莫吉列耶夫。这名监狱长因残暴的折磨和对我们在狱中的兄弟、同志的嘲弄而被社会革命党判处死刑。62

法庭判处希什马廖夫绞刑，但他在行刑前夜服毒自杀身亡。同时，莫吉列耶夫被埋葬在城镇公墓里他的前任博戈亚夫连斯基的坟墓旁；他的讣告刊登在官方期刊《监狱先驱》上。现在，就像革命者针对监狱看守所做的那样，看守开始编制他们自己的殉难谱系。63

约300年前，鲍里斯·戈都诺夫将叛乱的乌格利奇人和被噤声的铜钟流放到托博尔斯克，让他们在政治上被遗忘，现在，这个城镇本身已成为国家与其国内敌人之间公开斗争的舞台。1907至1909年在托博尔斯克上演的血腥戏剧是1905年革命的缩影。积极分子刺激着狱方实施野蛮的镇压，而这种镇压只是进一步疏远了在狱中的数万囚犯，疏远了在监狱外的数十万流放者及其家属。塔赫乔格洛在1907年的审判中敏锐地指出，政府在监狱里的严惩“只是扩大了当局与人民之间的裂隙”6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政府的镇压没有减轻的迹象。激进的记者韦涅季克特·米亚科京抗议称，西伯利亚的监狱制度现在“被有意设计得……能尽可能多地为罪犯制造困境，不管大小”。1913年在阿尔卡奇监狱里，看守侮辱性地对囚犯们使用了俄语中不合礼节的“你”，囚犯拒绝答复他们，便被投入惩罚牢房中。如果在看守出现时拒绝立正，狱方会给罪犯戴上镣铐，把他们关进黑暗、狭窄的惩罚牢房里，收走书写材料、床单、书籍等物。囚犯们通过绝食和自杀来抗议这些惩罚。1909年，在托博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终身服刑的一名苦役犯不让人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