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严峻的考验

剃头，因为剃头是“羞辱性的”。在单独监禁期间，他试图用玻璃碎片割腕自杀；第二天，另一名罪犯也这么做了。在阿尔卡奇，为了抗议一名同志遭到鞭打，7名政治犯试图自杀。651912年，在涅尔琴斯克的库塔托尔斯克监狱里，年轻的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伊兹拉埃尔·布里隆因不服从命令、暴力反抗警卫而被鞭打，这件事在他的同志当中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他们开始绝食，看到看守拒绝让步后，4个人自杀，有的人服毒，有的人用刀子。1900年，在托博尔斯克省的监狱中，有10名罪犯自杀；1909年，不少于145名罪犯自杀。66狱中自杀成为革命者跟国家之间的无情斗争与他们愤怒的无能为力的晴雨表。1900至1914年间，国家赢得了这场持久的力量测验，但付出了代价。

在1905年之前的10年间，逮捕、流放和监禁成功地破坏了革命者的活动，摧残了很多人的身心。但是，这些举动强化了革命者在同时代人眼中的地位，使得其他人变得激进。随着西伯利亚的前流放者要求担起革命领导权，牺牲和苦难都将成为在1917年的道德权威的一个来源。1905年革命使西伯利亚的监狱从一个激进分子精英与众不同的标志，转变成了一种成千上万名政治化的沙皇臣民——他们来自帝国的各个角落、各个社会阶层和民族群体——共同的命运。

西伯利亚的监狱也是政府镇压1905年革命的利器，但它们是柄双刃剑。监狱里挤满了愤怒、有敌意的革命者，它们不仅仅是监禁和惩罚场所，还是报复心切、无法安抚的仇恨的孵化地，这种仇恨将在1917年在帝国各地爆发。

1910年7月1日，位于托博尔斯克的鄂木斯克军事法庭将一位不引人注目的政治犯谢尔盖·维尔科夫判处死刑，罪名是他参与谋杀了一名监狱警卫。维尔科夫在下午4点回到惩罚牢房，然后坐下来给监狱当局写了临终遗言。维尔科夫潦草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对小加图的英勇自杀的回响。公元前46年，加图宁愿选择剖腹自杀，也不愿屈从恺撒的暴政，虽然这种暴政是以“恺撒的恩惠”①的形式表达的。同样地，维尔科夫也拒绝了沙皇俄国的司法制度和沙皇的赦免：


你们是强盗和凶手，而不是实行审判的人！你们无缘无故地判处我死刑，但是我跟你们没有关系了！我知道怎么绞死自己，没有你们的绞刑执行人，我也能做到。即使我的死刑被改判为服苦役，我也不想再活下去。至少我再也看不到暴政了！67

维尔科夫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他的人格尊严而自杀；通过自杀，他不仅否认了国家杀死他的权力，也否认了国家通过宽赦赐予他生命的权力——这是对沙皇的父权权威更激进的挑战。1826年，一名十二月党人曾写信给尼古拉一世，感谢他把死刑改判为服苦役，从而“赐予了我生命”。近一个世纪以后，新的革命者队伍不会容忍这样的宽宏大量。维尔科夫的自杀遗书是对宽赦的一种痛苦、令人惊叹的拒绝。这个年轻的囚犯不是为了躲避绞刑架而选择自杀，而是为了预先阻止缓刑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他颠覆了或许是君主权力的终极展现：不是夺取生命，而是赐予生命的权力。68

维尔科夫的自杀遗书也是对定他死罪的国家的死刑判决。这位革命者在满怀热情的信念中自杀，他相信，沙皇专制政权的权威终会被剥夺，展露出国家的腐朽内核。等到那时，沙皇的权力将现出它诡计多端的原形，那些因为被欺骗而支持沙皇政权的人会转而攻击他们的统治者：


你们这些盗贼和凶手对夺取了这么大的权力感到高兴！……你们这些刽子手已经杀害了无数人，还在继续杀戮！你们这些寄生虫啃食着诚实、勤劳的人，你们夺去性命，只是为了饮下更多的血！农民供养你们，你们却通过众多士兵统治他们。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你们原来是骗子、盗贼、凶手和放荡者！到那时，你们不会被宽恕！

维尔科夫的尸体在1910年7月1日晚上9点被人发现。他把绳子绑在他的床靠着的墙上，然后躺在地上，慢慢地把自己勒死。69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不但拒绝了宽赦，还发誓永远不会赐予宽赦。的确，在1917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自己的敌人没有怜悯，只有报复。那位赐予生命的权力曾被维尔科夫唾弃的专制君主，最终会在西伯利地下室里死于革命者的子弹。70



①“对于我来说，”他说，“如果我要通过恺撒的恩惠来保命，那么我应该自己去恳求他。但我不会欠一个暴君的恩情，因为他的暴虐行径。如果他要饶恕他无权去统治的人们，这就相当于把他当作他们的合法主人，这对他来说是僭越之举。” Plutarch’s Lives, trans. John Dryden, vol. 2 (New York, 2001), p. 313.



尾声

红色西伯利亚


1917年3月2日，尼古拉二世退位，权力移交给了临时政府。俄国被宣称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此前被普遍斥责为专制政治的象征的流放制度崩溃了。新政府宣布实行大赦，88000名囚犯因此获释，包括近5700名政治犯和约68000名罪犯。另有14500名囚犯被革命群众释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大规模逃跑也成为常见之事。4月25日，临时政府正式废除流放这种惩罚手段。1

随着西伯利亚监狱的大门打开，从这些监狱中走出的政治犯往往怀有一种摧毁旧政权残余的坚定决心。伊尔库茨克的革命群众以一种迎接英雄的方式欢迎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苦役监狱里释放出的政治犯，这些政治犯走上讲台发表演讲。“他们的眼睛兴奋地发光，很多人憔悴的面庞表露出他们曾遭受的苦难。”民族志学者伊万·谢列布连尼科夫写道，“他们的演讲是那种狂热分子的演讲，洋溢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们从属于自己的观念，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大司祭，诞生于［革命性的］地下组织和沙皇的监狱中。”2

1917年有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革命本应破除沙皇专制政权曾长期用作对抗颠覆活动的武器的流放制度，但并没有破除。监狱看守、流放官员和警卫突然被剥夺了权力，并且很容易受到他们以前的囚犯的报复。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狱制度到1917年底仅存的表面秩序，被1918至1920年间席卷这片大陆的内战铲除了。流放者、囚犯、他们的家人和官员卷入了战斗、难民队伍、饥荒和流行病构成的大漩涡中。对于一个代价如此巨大却几无收获的制度来说，这是一个适切的不光彩结局。3

然而，西伯利亚只是暂时交出了它的囚犯。1917年以后，流放和苦役将彻底改变，在科学、理性和工业化的时代，惩罚手段将有所改进。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从沙皇那里继承一个运作良好的刑罚制度，但他们确实继承了一套非常相似的现实困境：如何从广袤寒冷的泰加林和冻原地带中开采大量有价值的矿产资源，以及如何遏制苏维埃国家内的犯罪和颠覆活动。1917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以自己的热情和严厉来迎接这些挑战。

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制度，不再是主要关于强制孤立和刑罚流放罪犯和持异议者（并让少数特别危险的人从事强制性劳动）。现在，出于“净化社会”的需要和“个人改造”的预期，这个制度要按工业规模坚决地利用罪犯劳动。遥远的沙皇时代流放定居地（如中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