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严峻的考验

雷姆斯克）和监狱（如鄂木斯克）发展成了主要的劳改中心。古拉格在新闻界被称颂为新公民的车间，古拉格的营地被誉为“有疗效的劳改营”4。

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和使十月革命获得认可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纪念革命前的美化政治犯的牺牲精神的书籍。回忆录、历史研究和档案文件建立了一套沙皇压迫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振奋家谱，这套家谱回溯了过往，将布尔什维克党人与他们的革命先驱联系起来，并将苏维埃势力的胜利表现为与暴政进行的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的高潮。西伯利亚流放的历史成为一个联系俄国的新统治者与19世纪60年代众多的杰出激进分子（如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19世纪20年代的十二月党人的重要纽带。前政治苦役犯协会在1921年成立，并开始出版《苦役与流放》杂志，该杂志致力于记录政治流放者和苦役犯的经历。然而，就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强调西伯利亚流放者的牺牲和沙皇俄国的暴政时，他们将自己的对手、持异见者和旧制度的残余势力投入了劳改营，其规模可能会超出沙皇刑罚管理人员的想象。5

许多在革命前从事地下活动的激进分子——特别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成员，但也有日益增加的布尔什维克反对者——因此获得了比较在西伯利亚的沙皇监狱和苏维埃监狱的有利机会。大多数人不舍地回顾他们在革命前的监禁条件。伊万·特奥多罗维奇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6。

特奥多罗维奇在1875年出生于一个波兰贵族家庭，这个家庭拥有与沙皇专制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骄傲历史。他的曾祖父在1830年华沙十一月起义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在1863年的波兰起义中战斗。在被沙皇军队俘获后，一个哥哥流放到高加索，另一个流放到西伯利亚。特奥多罗维奇在“憎恨俄国沙皇制度”的环境中长大。到他高中毕业时，这个起义者家族的后代深信自己将以一个“专业革命者”的身份生活。他于19世纪90年代在莫斯科学习，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该党后来于1903年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

特奥多罗维奇于19和20世纪之交在莫斯科的地下革命活动中表现活跃，后被一名告密者告发，于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三年后，他从流放地逃脱，随后一直留在日内瓦，1905年10月，他返回圣彼得堡，在那里继续在地下革命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于1908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五年苦役，后被流放伊尔库茨克省。九年后，他在二月革命期间返回彼得格勒，成为一名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特奥多罗维奇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于1918年7月19日发布了公布和认可对尼古拉二世的处决的公告）。他在1922年成为农业副委员，在建立前政治苦役犯协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从1929年起担任《苦役与流放》的主编。

1929年，苏维埃政权下令在列宁格勒革命广场（今天的三一广场）的边缘为前政治苦役犯协会的成员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公寓。最终，这些年迈革命者所从事的斗争通过这座位于涅瓦河畔的恢宏建筑得到了肯定，该建筑被称为“政治苦役犯之家”。从设备齐全的阳台上，他们可以越过广场看到彼得保罗要塞，一百多年前，戴着镣铐的十二月党人从那里开始了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之路。

今日，一个小型石刻纪念碑坐落于三一广场中心的政治苦役犯之家的脚下。该纪念碑于2002年建成，上有题词“献给古拉格的囚犯”。这个位置意义重大。在这栋新公寓里居住的几年中，这些前政治犯完全有理由羡慕十二月党人的西伯利亚流放岁月。

随着镇压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加剧，代表着革命历史中一个更包容、更多元化的维度的前政治苦役犯协会，与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宽容相冲突。1935年，它被解散，它的杂志停刊。1937年6月11日，特奥多罗维奇像他的许多同志一样被捕。这个饱经忧患的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资深囚犯又一次身陷牢房中，他被指控密谋推翻政府。但是这一次，没有逃跑，也没有获释。一百三十名协会成员在“大清洗”中遭到处决，另有九十人被送到革命政权的劳改营，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奋力让这个政权掌权。然而，特奥多罗维奇从未到达劳改营。1937年9月20日，他被行刑队枪决。7



致　谢


这本书的完成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我欠下了很多人情债，在此我一并感谢。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和利弗休姆信托基金的补助金支持我在俄罗斯联邦做了一年半的档案研究。A·D·马戈利斯、阿纳托利·列姆涅夫、阿比·施拉德尔、艾伦·伍德，尤其是安德鲁·让特，他们关于西伯利亚流放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在我确定这个主题的研究方法、在处理第一手资料方面非常珍贵。

我非常感谢我在圣彼得堡、莫斯科、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拜访过的档案馆的员工，尤其是玛丽娜·帕夫诺夫娜·波德维吉娜和她在圣彼得堡科学院图书馆的同事。在寻找和解读在圣彼得堡的档案材料方面，伊利亚·马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而且在我的种种想法具体化的过程中，他提供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在识别本书中出现的一些不太知名的人物方面，他也极为有帮助。伊万·巴毕茨基帮助我在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收集资料。2012年夏天，尤利娅·波波娃帮我解释了俄语表达中的口语和废词。在英国，与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阿尔塔莫诺夫讨论革命者回忆录让我获益良多。

本书中有些材料和内容摘要曾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莱顿大学、慕尼黑大学、乔治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和圣彼得堡欧洲大学的研讨班和专题讨论会上，在《俄罗斯评论》和《评论界：俄罗斯和欧洲历史探究》上提交过。我非常感谢能参与这些座谈会，感谢这些期刊的编辑和匿名读者，他们为我提出了敏锐的问题和批评。朋友、家人和同事阅读了本书的草稿，有些时候，是整部稿件。对于这些人的评论和建议，我要感谢托宾·奥贝尔、亚历克斯·巴伯、理查德·比尔、罗伯特·比尔、亚历山德鲁·奇米西奥、奥兰多·费吉斯、詹姆斯·格罗夫纳、彼得·克雷默、加维纳·雅各布森、斯蒂芬·洛弗尔、鲁道夫·穆斯、亚历山德拉·奥伯兰德、阿曼达·维克里和乔纳森·沃特洛。除了给予我其他方面的帮助，丽贝卡·赖克还用自己非凡的批判技能审读了这份书稿，为我免去了众多不当之处，并大大提高了我在行文和论证中的清晰度。

从本书在2010年喝杯咖啡的间隙起步到六年后成书，我的经纪人彼得·鲁宾逊始终在敏捷地把控着这个项目。企鹅的西蒙·温德尔看到了本书提案的潜质，而且从那时到现在，他一直是个给予我支持与包容的编辑。克诺夫的乔治·安德烈乌对于重写这部稿件的部分内容提出了极好的意见。出色的技术编辑贝拉·库尼亚心平气和地忍受了我在最后时刻的改写。

最后，我要感谢已故的朋友和同事戴维·切萨拉尼，是他鼓励我从事这个主题的研究。我把本书献给我的儿子古斯塔夫·米洛陶伊。

剑桥，2016年1月



注　释

档案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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