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道·创伤事件的觉悟

弗洛伊德说：“哪里有情绪的大脑，哪里就有智慧的大脑。”这里所说的智慧，就是用思考来代替情感。

——曾奇峰



01　情绪和智慧的大脑：在疫情中心的无力感

曾奇峰



灾难中的情绪与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在武汉家中，觉得自己身处这场灾难中，却又有一些距离。这次疫情激活了我内心的某些东西，我将分享一些我在疫情中琐碎的情绪和思考。

2020年1月20日我还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大概有20多人。1月22日天色非常阴暗，那天下午我出去买了两次东西，每次都买了挺多东西，此前也去过医院、商场，而且都没有佩戴任何防护用品，包括口罩。没有感染病毒，也许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运气。我自己是一个对防护不太小心的人。分析起来，这可能是因为我曾经被家人过度保护，他们剥夺了我的一些自我保护的功能，使我在自我保护方面变得有一点迟钝或马虎。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出过门。

疫情期间有一件让我非常非常难受的事情，我的同班同学——在一线工作的江学庆医生去世了。同学群里大家可谓泪流成河。从纯粹的情绪方面讲，首先我产生了一些关于自己身份的冲突：我是医生，在武汉念的大学，同班同学很多都是一线医生。作为医生待在家里，不能够像其他同行一样冲锋陷阵，我会有很多的内疚感。但是以我的专业到一线去冲锋，我估计不仅帮不了忙，反而会碍事。因为在生物学的疫情面前，心理治疗需求的优先级毕竟是比较靠后的。于是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心理人在这场灾难中到底能够做什么事情？

我个人觉得可以遵从六字准则：不求助，不帮忙。我们不能预设别人在事件中一定会有很大的创伤，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比较被动的姿态，等着别人来找我们。一项研究表明，美国“9·11”事件后，出现创伤的人群中，得到心理医生干预的人最后恢复得反而更慢一些。其中的原理是什么？我推测，也许自然痊愈的力量，或者说天道，比人为的干预效果更好。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我们出手？在当事人已经没有办法自然地康复时，我们才可以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

我的情绪也变得很分裂，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人，所以为了自我保护，不会看太多负面的信息。当时有很多文章记录了武汉的苦难，我几乎没有看完一篇。因为我知道如果每一篇我都看，并且都看完的话，我可能会有替代性的创伤。我会看一些能够让人获得控制感的信息，比如我们以非常快的速度建立了方舱医院，以及有很多外省的医务人员来支援等。这些信息让我感到非常稳定。整个社会层面稳定了，个人的情绪就会好一些。此外，我前文说到内疚感的问题，作为医务人员却不能够在一线冲锋陷阵，这种感觉在疫情期间对我有比较大的影响。

不过，我对自己做过评估，如果抛开分裂和内疚感这些情绪，我觉得在疫情中我的创伤真的不大，评分在10分量表上只有1～2分。估计是因为我一直在家待着，而且我有意地过滤掉了一些悲剧信息。



疫情期间关于创伤、防御等议题的心理学视角思考


经历情绪波动之后，我会试图思考一些问题。这也是我自己调节情绪的一种方式——用思考代替情感。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实际上采用的也是这样一个套路。弗洛伊德说：“哪里有情绪的大脑，哪里就有智慧的大脑。”这里所说的智慧，就是用思考来代替情感。



关于创伤


在创伤干预工作中，我都会告诉经历了创伤的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所有的反应都是正常的。如果你的内心没有出现敏感、抑郁、焦虑等平常看起来有问题的情绪，那反而不正常。所以现在如果这些情绪出现，你可以顺其自然，接纳它们，不与它们对抗，然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人问我，说他就是没有办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觉得非常坐立不安、胸闷，一听到什么声音就会觉得那个声音好像穿透了他，该怎么办。我对他说，那也只能忍受了。他马上又会问“我忍不了怎么办呢”，我说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考虑用一点药物。



关于控制


平时我们总把“控制”这个词作为贬义词使用，比如“你是不是想控制我”。但是在灾难面前，控制是一个褒义词。灾难导致失控，社会层面的失控会导致暴乱、歹徒抢劫等现象的出现。但疫情期间在武汉，这种现象我一例都没听说过。我们的社会始终处在一个高度可控的状态下，这当然跟我们国家人民自身有关系。

另外一种控制是与科学有关的。科学事关控制，科学的历史就是控制的历史。我们用科学来控制灾难，虽然到目前为止，有些灾难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控制，比如地震、海啸之类的灾难。我们用医学来控制寿命，现代医学极大地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我们国家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1949年时人均寿命是40多岁，现在达到了80多岁。政府在各个级别都有专门的疾病防控机构。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就是对疾病的控制。

在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层面以及医学等科学层面的控制之下，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可以想象，有多少人在为这个可喜的结果做出他们的贡献。总的来说，人类在控制自身、控制环境和控制自己的命运方面，不断地朝好的方向发展。



关于创伤与防御


回到关于创伤的话题。前文我提到，在疫情中，我对完全与我自己有关的创伤的评分只有1～2分。为什么只有1～2分呢？因为正如美国的一位精神分析师所说：“只要有防御，就不会有创伤。”在从业过程中，我非常在乎当事人的自我功能情况如何。如果我们能够加强当事人的自我功能，那么他看心理医生的目的就达到了。换句话说，只要自我功能还在那里，个体就不会有创伤。请注意，我说的是“不会有创伤”，也就是说零创伤。我还有1～2分的创伤，这表示我的防御尚不够完备，如果足够完备的话，我应该零创伤。

为什么有些人防御得好，有些人防御得不好呢？这是由人格影响的。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在这次疫情中跟我一样，没有经历亲人丧失等苦难，他却告诉我，他的创伤比我严重，比如说是4分，那么他比我多出来的3分，可能与这次疫情无关，而是由他早年已有的创伤导致的，这一次很罕见的灾难激活了他过去的创伤。如果我们本身的人格比较“结实”，遇到这样的事情时我们就不会受到太大冲击。



关于心理平台的危机干预热线


同行们在疫情中设立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实际上打进的人很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也许没有那么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有人说人们之所以不拨打心理危机热线，是因为打了热线也不知从何说起，这恰好表明没有太紧急的需要。情感隔离在这个时候是一件好事，待着不出门、逃避现实也是好的，有一个非常人本主义的口号就叫作“不出门、不给别人添乱，就是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