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道·创伤事件的觉悟

。也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长时间的慢性刺激而真的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这些专业人员需要做好准备，为这些人提供帮助。比如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计划：搞一个公益性的长程治疗小组，象征性地收一点费用，比如说一个人一元钱，让大家坐在一起聊一聊。



关于科学


除了上述与疫情中的情绪、创伤与干预比较直接相关的话题以外，我还想从心理的角度，聊一聊对一些疫情中凸显出的社会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用地域来区分科学是有问题的，比如西医、中医，那么我在武汉，是不是也可以搞一套“武汉医学”？其他学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比如中国物理学、希腊化学，荒唐感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不太主张用地域来为科学分类。我唯一同意的就是按照时代来分，比如现代医学、近代医学和古代医学，这样会减少很多冲突。

有的人永远在嘲笑科技的进步，他们看不到现代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安全和幸福，仅仅盯着科学带来的那些不好的方面，说这是科学本身的问题。但是仔细想一想，科学所带来的那些副作用，恰好是因为科学本身还不够发达。只要人类以共同的福祉为目的发展科学，科学带来的好处就一定会远远大于它带来的弊端。为什么有些人，他和他家人的健康、寿命都被现代科学保护着，却攻击现代科学，让自己显得像原始人？对此我想给出一个动力学解释，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一种移情，这样的人表面上仿佛在对抗自己的养育者，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他们对养育者的依恋使他们产生了羞耻感，他们便把对养育者的依恋投注到一个象征性的物品上，比如说那些古老的东西。

总的来说，科学是发展的，不断摆脱过去的局限性，解决一些过去无法解决的事情。相比于传统医学，现代医学能治愈更多、更复杂的疾病。比如说，曾经让上亿人死亡的天花，就被现代医学彻底从这个星球上抹去了，从此以后世上不再有天花这个疾病。



关于盲目求“神”医


对于“病急乱投医”这个现象，我们可以探索它背后的心理需要。一种可能的原因是，重大灾难激活了一些人内心最原始的恐惧。他们找“神”医，与其说是为了治病，倒不如说是为了获得无所不能的母爱。

还有一种可能的原因就是安慰剂效应。试想：我得了病，就在家门口找一个连行医执照都没有的诊所看一看。医生一脸慈祥，对我的态度非常温和，给了我一点药吃，我就奇迹般地好了。其中一部分的治疗效果可能来自安慰剂效应。安慰剂效应大概占总体治疗效果的15%，这是有精确统计的。怎样消除安慰剂效应带来的一些非真实的结果呢？为此科学家发明了所谓的双盲对照实验。我们精神科的人可能有很多关于“用安慰剂像用神药一样”的体验。比如我曾有好几个睡不着的病人，都被我用维生素C部分治好了，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治好了。



关于冲突背后的心理学解释


在疫情中我发现，我们在就认知问题争论的时候，往往容易卷入情绪。典型的思维就是：“你如果不同意我的看法，你就是跟我过不去，所以我很生气。”我觉得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武汉曾发生两起震惊全国的杀人案。一起是某天早上一个人去面馆吃面，为一块钱与老板发生争论，就把老板杀死了；另一起是在某一个小区的商店里，快递员把老板杀死了。这种事件背后有很多与心理学相关的内容。这些冲动杀人者不仅把认知层面的冲突转换成了情绪冲突，还把情绪冲突见诸行动。这些人的人格里有很多没有被语言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可能在他们两岁之前的非语言期中，有重大的创伤性事件导致了发育的停滞。



关于道歉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纠缠不清的场景：一方说“你要道歉”，另一方说“我就是不道歉”。我将这种现象命名为“道歉亚文化”。人们总是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别人道歉，疫情期间，被隔离的时间太长了，这种现象出现得也更为频繁。对此我很想做几个动力学解释。

·第一种解释：可能是对亲密需要的防御。我本来想说的是我爱你，我喜欢你，希望我们的关系浓度更高一点，希望你能更多地满足我的需要。但是我羞于让你和我自己看到我对你的需要，所以我就要求你对我道歉，用这种高浓度的情感联结方式让你与我发生亲密关系。反之，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越来越不羞于对他人表达爱与关心，不羞于表达自己需要爱、需要被关注，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通过道歉亚文化来满足需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火药味十足了。

·第二种解释：关系没有分化。用道歉制造的联结，好像是一个伪装了的、与妈妈连接着的脐带，这反映出个体看不清楚与别人的边界。

·第三种解释：可能是在通过要求“你必须向我道歉”，来转移自己人格层面的羞耻感。我在潜意识中觉得自己做了一些让自己觉得羞耻的事情，一直处在小剂量的屈辱中，一旦遇到一件事，我就把它夸大，要求你向我道歉，实际上是想让你也体会一下我总是在体验的屈辱感，因为向别人道歉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关于感恩


感恩是一件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一个人不需要被教育而懂得感恩，被教育的感恩可能只会制造与感恩相反的东西。



Q&A　答读者问


Q（方新）：曾老师先分享了自己的无力感，然后又分享了自己如何找到控制感，比如通过隔离等防御手段，以及对科学、医学、哲学的学习和思考来重新找到控制感。曾老师相信经过创伤之后，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然的疗愈过程。我想每个人在疫情面前，可能都有失控的感觉。曾老师分享自己的整个心路历程，我也在反思和学习。可能有读者看过我的一个教学视频，从行为的四个层面教大家怎么哭，我自己就是那么哭的。哭完以后，可能我就可以去干活了，感觉舒服了很多，不过这一方法的效果也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我本人除了讲课、督导等专业活动，还在家做饭，做包子、饺子、黏豆包等，这是我自己处理创伤的方式。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加工创伤的独特方式和节奏，对吗？

A（曾奇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我在这次疫情中尝试了包包子，也创造了几道新菜，这也是一种防御的方式。我把注意力用在做饭、做家务上面，把注意力从在手机上读悲伤的故事中转移开。

Q（张海音）：在灾难中人们需要控制感，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动用举国之力，和武汉一起去获得这种控制感。但这会不会影响我们想要在哀伤里面多待一会儿、多体验一会儿的需求？奋力地控制会不会掩盖掉我们内心一些真实的东西？

如果我们在心理感受上感到无所不能、一切目标都能够达到、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这样一个总要向上或者掌控的心理上的努力，会不会影响我们体验一些情绪？

A（曾奇峰）：你的担心是对的。我相信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会让自己的情绪立即变好，可能会故意延长创伤感受持续的时间。我甚至有一个与你提出的问题相反的担心，就是我们有一些同胞，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