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器·助人者的自我成长

和复杂性的创伤。发展性的创伤，以我的理解，是广义的、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中遗留下来的、没有处理好的创伤。替代性创伤往往是单一的、当下的、非常大的创伤事件传染给未直接经历创伤的人。就像那个双腿都截肢的女孩，她内心的绝望完全传递给了我，我也感受到了绝望，这就是一种替代性创伤。

替代性创伤的说法很笼统，对于持续多长时间才算具有病理性没有明确界定。换句话说，没有替代性创伤，大概就没有共情；但是如果你陷入替代性创伤出不来，那么你的社会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这时替代性创伤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如果在自身成长经历中没有太多广义的、未处理的创伤，那么面对某个单一的打击、创伤，我们从专业角度通常比较容易应对替代性创伤。

Q：方舱医院的线上心理志愿者结束工作集体撤出时对舱友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该如何做？辅导的个案是否应该继续跟进？

A：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非常现实。

汶川地震后我们做心理危机干预，每天都是一个团队去工作，有当地的专业人员在团队中。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干预组织得非常好，结合了汶川地震的危机干预经验。我们专业人员去灾区一定要依托当地的专业机构，有统一的组织协调，否则比较容易乱。汶川地震后我在成都第四人民医院，当时专业人员都有序地到那里去报到，然后分组，再分派到各个点去开展工作。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危机干预组织也是非常有章法的。

心理工作者要撤的时候，一定要有当地的专业人员在场，他们还可以继续关注一些重点人群。

对以往有心理问题、人格方面有过创伤的人，或者当下受到的创伤特别严重的人（比如家里多人患病、有家人死亡，或者亲人因为没有床位，在他面前去世），相关人员需要进一步跟进。

其他的大部分人在接受了我们的心理健康促进后，分离没有太大的问题，我想不用太过担心。对于现在社会资源充足，大部分群体，比如方舱的病友，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得到帮助的资讯。他们出院以后，当所有的方舱心理援助结束以后，如果有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专业机构的渠道获得进一步帮助。

当然还有少数接受心理援助的人，可能对某个专业人员有比较强烈的依恋。他们在告别的时候反应强烈，又是高危群体，这时要做分离焦虑的处理工作，提供给他更多的、非常具体的资讯。

Q：这次疫情发生以后，有些人表现出一种反常：平时不声不响，不常在公众场合露面，别人都觉得他内向、低调、文静，但这次疫情以后，他特别积极主动地投入，参与救援，做很多工作。这是一种怎样的机制？

A：我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几点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正如曾奇峰老师所说，我们在灾难之际无形中会有些内疚，总感到应该做点什么，帮助别人做点什么。一个大型危机灾难事件会促使所有人（不仅仅是我们专业人士，也包括普通人）受到冲击后，总想朝着一个方向去做点什么。

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被压抑进潜意识的、非理性的内疚。比如我们很小的时候，还没有充分发展出超我，那时希望最好竞争同伴消失，自己独占父母的爱。这种念头会带来内疚，并受到压抑。危机发生时，内疚就会被激活，激活以后的防御方式之一就是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利他是最后的结果，而中间的环节是反向形成，内疚感促使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通过反向形成，如果得到周围的肯定，我们会进一步走向升华，这是我们应对极端事件的一种方式。

疫情当中，确实有很多人挺身而出，如果一定要探究其机制，大概与上述这些都有关系。做事可以克服无力感，可以对抗恐惧。当这样的应对方式符合社会的要求，就成为一种成熟的防御。

Q：怎么理解疑病病人的死亡恐惧？

A：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我们会强调死亡恐惧有利的一面。让一个人面对现实的危险，提高警惕，过度消耗，比没有防范好。每个人把握的度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特别重视防护，欧洲人则不戴口罩，敏感程度确实存在差异。

有的人从来不怕危险，一旦真的感知到危险就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有的人很怕危险，天天去医院看病。经常有躯体化症状的人，常常寿命较长。他的预警机制启动得早，遇到危险的概率更小，不过心理上消耗得更多一些，苦恼就会多一些。先不要给他贴标签，例如“你有疑病症状，你怕过头了”，而要先肯定他积极的一面。任何事情都可以正向赋义，如果我们看到他积极的一面，充分鼓励他的认知中合理的部分，那么他可能更容易从过度紧张的状态回到正常的心境。

Q：如果热线来电者是高自杀风险者，只想在自杀前打个热线说一声，之后便跳楼怎么办？

A：我想谈一谈如果有人说打完电话就自杀，我们可以怎么应对。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情况真的有可能发生。即使你很有经验，做了很多努力，做了很多专业的干预，来电者也有可能会跳楼死亡。有这样的经历，你可能会职业耗竭、自我怀疑。1990年时我们开通上海第一条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我很投入。如果在接线的五个小时中听到比较多的负面内容，我回家后就饭都不想吃，觉也不想睡，甚至感到生活没意思。接连碰到失败的个案，你就会感到“心理咨询有什么用”，职业认同会受到影响。你可以通过督导、自我体验来处理。专业人员还需要有一些专业的设置，处理一些绝望和无助。

有可能干预对象打个电话告诉你一声，就跳楼自杀了，甚至有可能会说是由于被你干预了才自杀。如果有同道提出“你如果不这样干预，他还不会死”，你有理也说不清。这些都是需要面对的职业风险。我们经常讲“同道之间的互相支持”，由专业设置帮助我们处理这些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Q：我旅居国外，疫情中，华人非常恐慌，抱怨当地政府反应迟缓，感到不知所措，担心孩子、家人，失眠、心烦、沮丧，怀疑自己被感染又不敢去医院。请问老师应该如何为海外华人做有效的情绪疏导？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还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

A：对于海外华人的干预，本质和国内的干预是一样的。主要涉及处理过度的情绪反应、认知上的偏差，改变应对行为，处理躯体表现、人际关系的表现等。

干预的方式以倾听为主。千万不要说海外华人的反应跟国内的人们不一样，我们要把对于疫情的反应正常化，这些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心理干预中，要让对方感觉到“任何会引起别人误解的事情，都是可以对你表达、被你理解的”，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是最好的倾听者。

有时可以提供一些积极的、干预性的建议，但放在最后。比如针对有失眠、躯体反应的被干预者，可以建议他们做一些简便易行的放松、催眠、正念等来进行自我心理保健，让他们感觉到可以做点什么来让自己好过一点。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接受一次干预就解决所有问题，立足于基本的、以倾听为主的支持就可以了。



压力、应激、创伤是把“双刃剑”，如果我们应对得好，会促进神经生物学改变，大脑会变得更加坚强，会形成更好的应对风格以解决问题。我们会用很多成熟的防御机制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并得到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