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95年，在中国，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在全世界范围来讲，这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联合作战共同击败法西斯也已半个世纪。为了唤起人们永远牢记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的伟大意义，在我80岁诞辰之际，谨以我在1944年至1945年所写的简短通讯及家书合编成一本集子，作为我的一点贡献。这些通讯、家书都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延安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根据地发出的，是一个年轻的外国记者怀着对中国人民的事业和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强烈感情，根据其所见所闻而写的印象和评述。在年纪稍长一些的读者中，这些文字记载会重新唤起他们的回忆或给他们的记忆中增加一些东西。假如今天年轻的读者能从这本小集子里汲取一些在那个艰苦复杂但充满朝气的年代中我所见所闻的一些事物和思想感情，并对小集子中的叙述有一种新鲜感，我将无比欣慰。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序幕，对这个序幕不甚了了，是不可能了解这个时代的。

总的来讲，这本书收入了1944年5月到9月发往《纽约时报》的25篇通讯。当时我是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从重庆到延安和八路军根据地去的。书中还包括我当时写的其他一些文章和家信。参观团包括六名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和为数更多的中国报人及工作人员。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对世界舆论来讲，这是一次发现，一次重新发现，即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这种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即使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之中的几个人已经深刻感觉到，这种力量才真正是世界大势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预兆，那就是即将出现的未来的新中国。这种处于萌芽状态下的力量，从埃德加·斯诺的首创篇《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范围里大放异彩以来，已经发展了几十倍。继斯诺之后，在1937年至1939年间，又出现了其他外国记者及访问者所写的水平上乘的目击者报道。自此以后的五年间，新闻记者及其他人对这些地区身临其境的接触被国民党重新颁布的交通封锁禁令所阻隔，一直到我们冲破封锁再次进入这些地区为止。

我们终于能够成行的部分原因是当年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不懈斗争的结果。但远不止那一个方面，因为当时有着一种广泛得多的国内和国际氛围存在。对今天的读者来讲，简短回顾一下诸多其他因素是有裨益的。

在重庆，许多处于战火中国家的记者出于尽早打垮日军的愿望，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想去亲眼看一看并告诉他们的千百万读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作为同盟军的一员是如何有效地进行战斗的。一直否认这支部队在进行战斗的国民党当局则一再拒绝记者们的申请。延安却恰好相反，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明确表示，记者们不仅会受到欢迎，而且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包括敌后的前线，以便对他们的问题取得第一手答案材料。这个答案不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重要，而且对整个亚洲战场同样是重要的。当时，在欧洲，战胜纳粹德国已指日可待；而在中国，日本正经过广西、湖南向贵州作最后的强有力的进攻，直逼重庆，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攻势下已溃不成军。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借此就要攫取全中国，在德国战败后，还会把战争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呢？作为已经把日本人从以前称之为“占领区”的地方赶了出去的共产党人，他们宣称，他们领导的抗日力量已强大到不只保证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且在盟国军队把军事力量从欧洲战场转移到亚洲来彻底打败日军时，他们能够在与盟军进行有效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案对盟国政府和盟军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此，驻重庆的外国通讯社记者在一次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同国民党发言人毫无成效的辩论之后，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驻重庆的外国的军事和外交代表们。

在所有这些压力面前，蒋介石政府才决定允许记者团出访，但作为控制手段，它又提出许多先决条件。其一是，记者团作为一个集体，应由一个国民党官员任团长，并包括一定数量的政府各宣传媒体的记者。第二个条件荒谬至极，即每篇通讯必须经过新闻检查，来自共产党的每一论点必须包含国民党的批驳之词。更有甚者，因为长时间不准记者访问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国民党坚持此次出访至少要三个月。可以想象，外国通讯社老板不会愿意让他们极少的宝贝记者如此长时间地去采访一个选题。从另一方面讲，时间拖长，肯定会给作为接待一方的共产党在物质供应和其他方面带来不便，从而会引发摩擦，而国民党的“团长”正巴不得利用这一机会极尽挑拨之能事。事实上，国民党果真这么干了。最后，由于规定了最少三个月时限的原因，大部分重庆的记者，特别是美国部队的特派记者，因正忙于采访滇缅前线的中美联合军事行动，与此发生矛盾，结果除几个人之外，都不能成行，因而也阻碍了报纸给予他们太多的篇幅。

尽管国民党精心安排了种种限制，但记者团的出访确是一次突破。它使全世界充分了解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国民党试图在记者团抵达目的地之前，以其反共宣传的洪流湮没访问者们的设想，结果漏洞百出，由于做得太过头和手法拙劣，反而更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怀疑。而最为关键的是，记者们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人们那种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念和朝气蓬勃的局面。相比之下，重庆则完全不同，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停滞不前，腐败不堪，消沉黑暗。结果，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形象的全部图谋彻底失败，解放区获得了巨大胜利；同时也预示了这些地区对外部世界开放的前景。

随后，美国军事观察团抵达延安。他们也深受感动，大多数人呼吁在抗日战争中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合作，提供援助。这一行动也受到了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赞同。这一局面由于后来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国而遭到破坏。这也是美国最高领导层决定自此只与国民党合作而采取的第一步。最后导致了美国全面支持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美中关系中断达二十多年之久。

现在让我回顾一下1944年6月间赴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团的其他方面。像国民党估计的那样，他们是少数，只有六个人。在这六个人中间，还有精心挑选的两个他们所信任的、站在反共立场唱反调的人。在最后一刻，他们不顾所有在重庆的记者们的一致联名抗议，擅自取消了另外一个记者、我的妻子爱尔茜·邱茉莉作为记者团一员的权利，她当时是受加拿大和英国报纸的委派，准备和我们同行的。提出的貌似公允的借口是，此行对一个妇女来讲，太艰苦了！其实是他们认为她倾向于共产党。

但是，尽管去的记者为数有限，他们却直接代表了总数两倍于他们人数的主要西方通讯社（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及苏联的塔斯社。其中有人身兼二职甚至三职。事实上，其中有三个人，哈里森·福尔曼（代表伦敦《泰晤士报》等）、我自己（代表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和毛里斯·武道（代表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不仅去了延安，还到了抗敌前线。他们不仅写了几十篇新闻报道和文章，在全世界报刊上发表，而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还出版了几本书。[2]

谈到此行对我个人的影响，国民党“代表团团长”谢保樵，一个专挑毛病的人，怒气冲冲但却真实地汇报说：“艾培（爱泼斯坦的简称和爱称）一到延安，简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这一“指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