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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9日于延安
7月14日,重庆盟力通讯社(译音)[1]发表了它派驻西安的记者写的一篇通讯,说“中外记者团决定一经通知就立刻改变从山西去延安的路线,不按照延安当局指定的路线,而是渡过黄河,穿过某些极其闭塞的村庄再走上公路,他们走过的整个地区,罂粟花种得极其繁茂,蔚为壮观。有一个记者最近从延安写信给三民主义青年团山西分团部,信中详细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两地相隔很远,还弄不清楚首先编造谎言的人是否记者团的成员,或者盟力通讯社驻西安记者是否自己头脑里制造出来了这条“新闻”。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谎言,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确实不假,记者团走了一条谁也没指望他们会走的路线,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外国记者谁也没有看到一株罂粟,更不用说“繁茂壮观”了,而且这些外国记者一分钟也未离开过记者团中的中国记者和官方成员。尽管记者团经过的许多地方都是西安和克难坡当局事前都向他们保证那里种有鸦片,可是记者团中没有一个中国成员在此地逗留时说过,他曾看见过种有罂粟。许多团员,包括政府代表在内,在谈话过程中说,他们未能找到罂粟,尽管全团人员因为原先听说的情况而对这件事十分注意,不会放过小小一点迹象。陕西省长祝绍周就曾特别向我们大家保证:整个共区15%的地方种有鸦片。
硬说共产党种鸦片,讲法却各有不同。有的说他们种鸦片是出于闹别扭,还有一个所谓的证据:一张直接影印机复制的许可证,准许运送四个盎司的“特殊货品”,许可证上既未指名共产党,也未指名是鸦片;有的还说贫穷的共产党很久没有得到薪饷,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借此谋生;有的说他们吹嘘“开荒”正是为了种鸦片,好输送到境外赚钱,给他们种鸦片的部队发饷;还有的说他们设有连级和团级的“经济官”办理这种事,他们还给士兵发鸦片,让他们自己去抽或卖。
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月都未能发现确定上述指责的任何证据,因此第一种说法就不值得一谈。第二种说法,从我们自己所见的事情来看,也说明是同样荒谬。首先此地的唯一货币就是共产党自己发行的,所以他们不需要任何其他货币来给任何人发饷。其次,封锁已经使对外贸易降低到很小的规模,而且主要是秘密的易货贸易,另外共产党银行储备的国币数量比要在这方面需用的钱多得多。第三,开荒是一个事实,可是种的是粮食、蔬菜和棉花,这些东西我们不仅在骑马旅行的百余英里的途中见到了,而是连它们的效果我们也见到了,每个村庄都有各式各样的食品,军民都丰衣足食,而在短短几年之前这个地区还养活不了他们。确实不错,军队种地,还有经济官,但是这是农业和工业生产自助计划的一部分,正是这个计划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中国其他任何部队的水平都高。这些事实,我们在边远地区旅行的途中许多地方,包括“一些极其闭塞的村庄”也都见到了,而那里有许多地方都是别人特别告诉我们去寻找鸦片的地方。
根据这些事实和考虑,本记者愿以本人的职业声誉作为担保,明白无误地声明:所有一切最近在中国和国外谈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正在种鸦片的罪状都是无稽之谈。
注释
[1] 盟力通讯社是由掌管中国新闻情报部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潘公展掌管的一个“非官方”通讯社。该通讯社是用国民党经费开支的一个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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