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立场

1944年8月14日于延安

自从西安事变以来即在共产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对（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7月26日关于国共谈判的乐观声明表示严重异议，今天断然宣称，谈判至今未取得任何结果，并且叙述了导致僵局的种种分歧。周的声明用了同新华通讯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在共产党官方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刊出。

周恩来逐条答复了梁部长的声明。关于所谓改善两党关系问题，他说，现在正在谈判以往没有讨论的问题，就这点来说是对的，但是他的意见和梁所说的种种问题大体上都解决了的那种意见截然相反。“我可完全负责地说，没有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关于重建我们在延安与重庆之间的无线电联系、自由使用邮递、释放被捕人员、停止对共产党造谣污蔑等问题，都没有解决，关于取消封锁和停止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些重大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连说这件事简直都是多余的了。”

梁说“政府与共产党的观点没有严重的分歧”，这种讲法被指责为“蓄意迷惑此地和国外的人民。事实上，两党在原则上表现出巨大的分歧”。周说，自西安事变以来，共产党一直认为，只有民主才能加强抗战，只有民主才能提供公正、正确解决国共和其他政治问题的基础。这不仅是共产党的看法，也是99%的中国人民的看法。“然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当局的看法则不同。从开始到最后，他们一直不愿意立即实行民主，坚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再加上限制、削弱和消灭别人的政策（狂妄自大地而且蛊惑人心地坚持别人必须服从和支持团结，而不允许问一问，所说的那种团结是否有利于抗战）。这就是两党至今仍然谈不拢的真正原因。”梁说共产党保证要合作而行动却相反，周更反驳了梁的这种说法，宣布共产党一直遵守1937年的诺言，而国民党一直没有实行民主动员的政策和真正实现三民主义，而这正是共产党作出诺言的必须条件。

谈到谈判本身，周说，梁提供的消息“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他说，共产党代表、边区政府主席林祖涵一开始就建议，谈判从全国总的政治民主化问题开始；但是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和张治中不接受这个建议作为讨论基础，而是建议首先讨论边区和共产党军队的问题。于是林祖涵要求给共产党领导的47.7万人的正规军提供6个军和18个师的番号，但是国民党发言人只给4个军和12个师的番号（目前政府只承认一个军下辖3个师，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个“师”都已经扩充到十多万人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国民党要在承认边区之前先要让它的内部行政管理和中国其他地区看齐，但是林祖涵提出，边区的内部行政管理是民主的，符合三民主义的，不应当改变。

在政治方面，林祖涵要求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停止逮捕，停止没收书籍报刊，保证充分的言论自由。林说，敌后的游击区“应当置于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但是必须根据有利于抗战的各项原则来解决”。关于（解除）军事和经济封锁问题，国民党发言人答应恢复贸易作为第一步。这些本来是西安初步谈判达成的结果，商定把双方都同意签字的记录提交给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为最后决定的参考。然而，王世杰和张治中并未在记录上签字，因此像梁所表明的，“它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一项临时协议”。

“5月17日，林和王、张飞往重庆。5月21日，我党（共产党）中央给他发去包括二十项条款的指示，其中第一项要求政府实行民主，制定权利法案，其次要求承认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政党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有效实现地方自治政府。”

关于军事力量，共产党要求至少5个军、16个师的番号，要求供应军火和医药物资。关于地方政府，要求中央政府承认在敌后华北、华中和华南民选的游击区行政当局为合法的地方政府。要求政府取消封锁，停止对共产党领导的一切军队和地区的进攻。关于供应，共产党要求盟国供给的军火和财政援助按比例分配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停止在官方报纸上使用侮辱性的名词如“奸军”、“卖国统治”等，停止特务渗透，制止污蔑造谣。必须释放政治犯。其他各项则要求政府废除对重庆共产党《新华日报》实行的最苛刻的检查制度，恢复八路军重庆和西安办事处的无线电台，允许这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延安、重庆、西安之间自由往来，不受阻碍地购买日常用品。

周说，这些建议已在5月22日交给王、张两位先生，但是他们觉得原件简直是对国民党的一份控告书，拒绝上交。林将他们的反对意见报告给延安，于是拟出了一个新的提纲，删去了某些条款，如封锁等，这些项目只作口头转达。王和张直到6月15日才答复，说这些建议业已上交。同时他们还将一份政府“提示案”交给林，请转交给延安。

周恩来说，这两份文件分歧很大。政府提示案根本未提实行民主，承认其他政党合法，释放政治犯，包括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停止封锁，按比例分配盟国供应；停止渗透、造谣、侮辱和不合理的检查制度，恢复无线电联络以及人员和代表团的旅行自由等等。他们仅仅提出承认4个军、10个师，“完全无视抗战和游击战环境的需要，还要定期解散10个师以外的数十万军队”。

关于边区政府，仅仅只有一个要求：执行国民党的种种条款。但“根本不提三民主义和民主制度，而这些不仅为抗日战争所需要，而且在实践上是非常成功的”。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民选的民主政府，国民党要求它们把权力移交给所谓的省政府，而这些省政府早已从它们所在的地方逃之夭夭，不知逃到何处去了。还要求废除当地货币，尽管这些货币实际上完全是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而发行的。

“两种建议尽管有如此巨大的分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仍然邀请王和张到延安来讨论，林也请求允许他回延安汇报情况。这就是过去三个月所发生的一切。

“梁说：‘中共一直未答复政府的建议，相反却提出了17条反建议，经过修改，减为12条。这些显然都和三个月前在西安达成的协议不同。’

“事实上，我们的建议是首先提出的，但是政府拒绝接受。我们的第一批建议包括20条，不是17条，后来分为书面和口头两部分，作为我们党的让步。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它们都不是对政府建议的答复。梁先生完全不顾事实，虽然很难看出目的何在。”

最后，周恩来评论说，尽管梁说两党分歧正在解决过程之中，并且一再重申，中国确实应当避免内战，可是现实情况却与此不同，事实表明，上月对边区发生过多次袭击，即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与日军和国民党军达成一致协议进攻陕西的八路军，李品仙领导的军队攻击湖北的新四军部队，而这支部队营救过美国飞行员，当时还在进攻日军来牵制日军在正规前线的作战。罗茂宣（译音）率领的国民党军攻击了在广东东江地区作战的游击队。“这些事件表明，军事冲突仍在继续，内战危险尚未过去。”

总而言之，为了贏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团结起来，两党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领立即解决。为此，需要统治当局和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策——那种削弱和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必须立即将民主付诸实施，两党关系必须通过民主程序达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