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之行

1945年初

（一）

关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最引人注目的事，就是他们组织生产和进行战争的深度和广度。国民党统治区当前困难的处境则是，尽管它有一个颇具权威形式的政府，它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共产党取得对人民如此广度和深度的动员，它采取的是相反的方法，即最少的规章制度，以农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对农民减租减息，以多劳多得给予农民自信心，以合理化的方法及合作生产的组织形式使生产高度增长，下决心保留和给予农民们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以使他们产生最大的、自觉的抗战爱国热情。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

中国共产党从未消灭私有财产，甚至地主的财产。他们以减免税收的方法鼓励私人办工业（地主和雇佣农民的人纳税）。虽然他们理论上反对地主制度，但他们还没有消灭它。他们认为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全国是首当其冲的事，不应试图以武力或命令消灭任何阶级，首先要消灭的是敌人。

虽然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在中国现阶段以生产支援前线最为重要，并且国营、合作形式和个体都应加以保护和帮助。这一政策，战争以后还要继续，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物质极大丰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成为当今的一种制度。中国今天没有达到使物质的极大丰富的程度，在今后的许多年也不会。

当我们进入共产党地区，我想我们会从军民严峻的面孔上看到由于对这一贫瘠边区实行经济和军事封锁而留下的阴影，而这些人主要是靠了信念和决心在那里支撑着。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发现这里对土地的使用比之任何其他地方更为广泛，因此人们吃得不错，穿得也不错，一定数量的工业也从无到有地发展了起来。五年前，当地一点棉布都不生产，由于封锁，一点也都运不进来。从那时起，农民们在减免税收和对农作物保险的鼓励下，已经生产了当地所需各种用品的60%，这就是供应给每个居民和士兵每年两套夏天穿的单衣和一套冬天的棉衣，相当数量的棉纱主要由妇女合作社纺出，供许多新纺织厂织布。从南方运来的蔗糖也中断了，因此开始试验用甜菜制糖，明年（即1945年）的生产就能满足每人之需求，1946年就可以外销了。

通过黄河运来了缴获的日军装备，建起了高炉和机械厂，随之也带进来技术和更大的干劲。像谈论打日本和马上要进行反击战一样，人们同样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对卡脖子封锁政策的战斗。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厌战的情绪。整个延安实行每周六天工作制，工业生产实行每天十小时制，领导和学生们每天11小时。周末晚上大家都去剧场看戏，或去跳舞。（民间和社交舞都有，而没有清教徒式的新生活运动）

村选举是整个制度的基础，一直到边区选举，从边区选举再到政府的选举。这确实体现了中国的革命。在国民党统治区，地主在村子里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的头头，他们和上层都有广泛的联系，并且是当地军事上的太上皇。他们主要依靠私人武装和为保护他的横征暴敛而能动员军警的能力。因为没有可信赖的、有代表性的政府和地方司法部门能给予不识字的穷佃农一个申诉机会和公正的判决，因此，极少有穷人去诉诸法律，所以地主的权势是无限的。

在共产党地区，地主是村子里的一个公民，和其他人一样，只有一票选举权。因为大多数的选民是贫农和佃农，村委会及其主席一般都是从这些人中选出（开明地主有时也会当选）。

村子里没有警察，其职能由村自卫民兵担任，这是村民自己的武装，有选出的指导员，由选出的村政府管辖。区内地租过高的要减收25%或更多，最多的法定地租是收成的37%。相同的地租，其最高数可在国民党的施政方案或统计资料里会找到，但因为当地地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限定根本无法施行。在共产党地区，政权握在大多数人手里，贯彻起来非常严格。农民们还受到法定租赁合同的进一步保护，这一合同是在农会监督下由农民和地主之间签订的。另一方面，地主合法收取租息的权力同样受到政府保护。（延安是拥有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共产党地区90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生活在一个或另外15个地处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敌后根据地）

附带说一句，共产党不是政府机构。总的来说，各代表组织中2/3的成员并非共产党员，至于说整个机构自然是中共的创造，但并非它的工具。党的作用是吸引所有积极分子在它的周围，是通过群众团体如农会，宣传、树立榜样和进行教育以使整个制度运转。

农民税负的减轻是因为部队、政府工作人员、大学生及其他相同的组织都去开垦荒地，因此生产出至少一部分他们自己的口粮，因此减少了征收粮食的依赖性。我们访问过的一个八路军小分队开荒2.5万亩，生产出两倍于需要的粮食和棉花。多余的部分卖给了政府和市场，收成的剩余部分按劳动力平均分配给大家。

八路军本身，从连队以上，选出经济委员会，监督定量供应，正当的伙食费开支等。这些委员会的官员和一般人一律平等。这些委员会能拿出有每个士兵需求的账目并能清楚地看出从部队的生产中每人所得是相同的。有些八路军战士把生产的利润寄回家，有些则投资到由选出的委员会管理的合作社，那些资金用来购置土地或机器以便于这些人战争结束复员以后派用场。因为正规部队的主要任务不是生产而是打仗，守备部队就是唯一能参加生产的了，但他们也要经常训练，只是农忙季节才干农活。八路军也尽量轮换，我们看到的一个旅就是从敌后战斗了三年换下来的，他们曾深入到沿海地区，缴获敌军的武器足够装备60%的现役部队。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土地多于人口的地区。土地虽肥沃，但每隔三四年便遭旱涝灾害，在旧社会制度下，个人耕种这些土地太冒险了，因为除掉苛捐杂税便所剩无几。几代人曾试着干过，结果不是饿死，就是在第一次遭灾后便被迫外出逃荒。八路军意识到在这种地方生存，好年景的收成要有较大的增长，那样老乡们才能有些积蓄以度过歉收之年。

于是便鼓励人们组成“变工组”（一种10到15个人及其牲畜组成的农业合作形式）进行合理化耕作，节省下来的劳动力用于开垦荒地。我从一个由11个老乡组成的小组得知，从前每个人都需赶着牛车到地里施肥、播种，现在3个人管理着所有的车辆，其他人手就完全可以干别的活儿了。在地头烧饭，过去一个人要花两小时生火把饭烧好，现在一个小组只要一个人烧饭就够了，相当于一天节省两个劳动力。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结果是差不多有100万亩以上的荒地已经被边区15万人组成的“变工组”开垦了。在这里提出的口号是“两年收成三年粮”，大部分都做到了。

平均每个老乡都有一年的余粮，政府和部队人员还超过了这一标准。因此人们加油干就不奇怪了。以前他们干活干弯了腰，什么也得不到，现在则千百年来第一次，陕北老乡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面对灾荒之年而泰然处之。

“变工”制度不只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引进了合作化劳动，还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引进了新形式的合作化财产。集体开荒的土地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整个组织，年收入则在大会上根据每人投工多少的记录进行分配。共同占有耕地使小组既巩固又持久，也可略见未来中国农业之一斑。

共产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