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之行

区土地改革的一个有趣结果是使地主的财产转移到工业上。因为佃农富裕了并且他们还有从区银行低息贷款的优惠，他们总嚷嚷着要求政府允许他们购买他们种的土地。比以前地租收入少的地主被工业投资吸引了，像以前讲过的，工业投资是免税的。

过去几年反复出现的形势也起着作用。在边区，一个人可以骄傲地称自己是军人、工人、教师、合作社员、手工业者，可是当承认自己是一个脱离生产、不做任何贡献的地主时，总感觉不那么舒服。

特别是年轻的地主开始觉得这样继续下去就是不爱国。一个刚刚卖掉土地，开了毛纺厂的地主告诉我：“不管土地是否属于我，它都会长庄稼。现在我可以用卖地的钱扩大生产国家需要的东西了。”他自己也赚了不少钱。政府和部队拥有军工厂和一些被服厂。工人们，不管是国营的、部队的或私人工厂的，都组织在工会里并受到最低工资法的保护。工会代表过问生产进度，然后工会负责完成生产任务和抓劳动纪律。

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不是以钱计算工资而是以小米——一种稳定的农作物——假如以现金支付，那也是以相当于当天一定数量小米的市价（小米有自由市场，价格不固定）核算。因此，通货膨胀和行情浮动不影响实际工资。

边区的工人是些很有意思的人。在他们中间我遇到过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有老兵，周游世界各地的轮船钳工，国民党兵工厂的机械师和来自欧洲、在西班牙打过仗的中国工人。他们之中许多人是边区最高的管理组织——人民参议会的委员，我就曾经让一个裁缝为我量身定做过一套衣服，这个人就是参议会的代表。有些工业方面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曾在国外受过教育。许多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来到这里，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地方维系着中国最大的希望。

在边区的政治和经济机构里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在这里我还没有机会谈到相当丰富的教育和文化生活方面，如大学、音乐、戏剧等。我之所以以有限的篇幅探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发展是因为农民问题及工业发展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基本问题，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如同为了民族解放而对人民进行初步动员一样，改进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彻底的证明。

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当他制定三民主义将“民生”和“民族”、“民权”相提并论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人民的拥护要看谁给他们改善其自身的机会并让他们向前走。

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民党，他自己的党，却背离了三民主义，被国内仍旧非常强大的、顽固的封建、腐败的传统拉向后退。很难看出任何其他理由，为什么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封锁而不敢面对面地在民主的宪法下面进行公开合法的政治竞争。抗战以来共产党人从来没做过有悖于国民党三民主义的事情。假如国民党完成内部改革，在三民主义纲领下团结起来是不会有真正的阻碍的。

（二）

下面谈谈就我们外国记者团两个月来边行军边看到的八路军的军事战略和军事行动。

在八路军的前沿阵地，我们骑马走了七个星期，其间三周在敌后进行了350公里的行军，共产党后方的政治、经济出现了新面貌，这是用战火重新书写过的。

这里的农民不只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因为他们有独立性；也不同于延安地区，因为他们的武器不只是政策力量的象征，主要是在游行时佩带一下而已，而是进攻和防御的工具。因此每个健全的人都想拥有武器（即使是挂在皮带上的一只手榴弹）并且从不离身。

在这里，被选出来的不同等级的政府人员，不管他们是来自农民阶层、村镇或是学生，穿着打扮和一般农民一模一样，屁股后面挂着手枪，准备着一旦需要就会消失在他们领导的群众之中。政府的工作不只是增加生产，还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保护那些粮食，不只让老百姓过得好，还要考虑，一得到消息就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老人、妇女和儿童）从日军讨伐的必经之地转移出去；训练和使用另一部分人（民兵中的年轻人）去骚扰和打击敌人。

在这里，民兵不只在村子里训练，还要整天往路边或地势高的地方派岗哨；岗哨不放过任何人——无论是将军还是老百姓——没有路条不能进村。（路条由政府、部队或邻村村委会发放）在山头放哨的人要密切注视日军重要据点的一切动静。传递警报的方法很简单，如在白天就放倒旗杆，晚上就烧一堆火。这种信号，从一个高地传向另一处高地，村子里也敲起锣，然后把人们疏散到已准备好的地处山沟的隐蔽所。所有民兵都各就各位，特别是小分队，沿敌人前进可能经过的每个地方都埋下各式各样的地雷，民兵使用的地雷几乎每个铁匠都能制造，那些地雷都会在偶然出现的敌人队伍中爆炸。发现地雷阵之后，日本兵就放慢了进攻速度，他们只能摸索前进，这就给了人们时间进行疏散，做好准备，并抓紧时间和敌人短兵相接，进行快速打击。

日军通常把他的主要战役和报复性袭击的时间安排在种庄稼和收庄稼的季节。他们企图迫使人们出于恐惧心理而放弃抵抗，他们也想抢夺粮食或者破坏庄稼的生长，而这些庄稼是抗日根据地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日军也想借此给民兵造成心理矛盾，是带着小分队去打仗呢，还是留在后边收自己地里的庄稼。

在这里，“变工组”——即农业劳动合作社，它在后方的工作我已经描述过了——取得了极为重大的军事意义。以前一个晋西北的农民平均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干完全部的收成劳动——收割，脱粒，进仓及盖垛房。而有了“变工组”——在前线就包括收获季节在村子里的每个男、女劳动力和孩子们——一些人可以去收割而其他人就可以脱粒和入仓了。采用这一办法，收获的劳动时间可以减到十天到半个月，在这期间，正规部队有必要时，就部署民兵在根据地的边沿以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直到庄稼都收上来为止。假如敌人没有行动，部队就加入到农忙劳动中，收庄稼的进度就更快了。民兵们也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他们的工作，因为军事保护也是“变工”的组成部分。在前线抢收庄稼和干一般农活没有什么不同，剩下来的人照看他们的土地也一样是“变工”。“保护收成”是敌后根据地的主要口号并且是把人们组织起来的主要目的。要让日军得不到一粒粮食，破坏傀儡政府的财政基础，因为这个政府同样是靠粮食税收支撑着。粮食是形成人民抗日的唯一基础。

“变工”制度不只从战争破坏中帮助保护了农民，并且还帮助修复已经破坏的生产。例如前线还有一些不同的“变工”制度，不是个人之间的而是三四个邻村之间的。一次，日军的讨伐战毁掉了一个村子里的劳动力和另外一个村子里的大牲畜，甚至到了不能再进行生产的地步。结果两个或几个地方的劳力和牲口合伙干，既种又收的农活便又开展了起来。

后来“变工”制又有了发展，这种制度不只解放了人们从事临时的民工工作，假如他们牺牲了或参加了正规部队，村子里也易于继续以他们在“变工”组的身份来照顾他们的家庭，分给他们应得的那份农产品——在整个劳动人口中对劳动进行平均分配。这对人民自觉自愿地去参加战斗有非常大的作用。

最后，这一制度还帮助人们去武装他们自己。在几个地方我们发现“变工组”开垦的多余的荒地给标上了“军事用地”的木牌，意思是开垦这块荒地的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