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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西安的信
1944年5月20日于西安
动身后事情发展得太快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只用了两小时便到了陕西的宝鸡。华北的气候和农村我熟悉,也喜欢,但好多年没来过了。地方的接待小组马上问起了你,因为他们以为你会一起来的。
王世杰和林伯渠老人(目前代表国共两党进行协商)一同乘飞机飞返重庆。林是一位体格结实、可亲可近的老人,长得有点像高尔基。他们什么都没对我们讲。
于是我们乘火车到了西安。要谈法西斯主义,那简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教材。这里什么都搞得干干净净。欢迎我们的人都是精心挑选、精心培训的。而现实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警察驱打人群以给我们的汽车让路并且指手划脚让人们干这干那。
已经是春天了,但我这么久以来还没见到过真正的春天,我都要哭了。这里的社会政治气氛让我觉得离它越远越好,把沾到的污秽洗刷得越彻底越好。
他们让我们看了集中营(伪装成进行劳动和教育课程的地方),借以炫耀自己!没经过通告,我们偶然闯进几个教室,你应该看看那些人的面孔,他们正在争论不休,我们要不要从欺骗勾当中站出来把真相合盘托出?
请我们去和那些肥头大耳、红光满面的假营员喝茶,而真正关在那里的人则是面容憔悴、闪着受折磨的目光。那些假营员滔滔不绝地讲着早已编造好的一套话。武道[1]听得甚至都恶心了,吉米·魏也面露愧色。
亲爱的,请转告孙夫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她的画像给挂在了劳动营第八队妇女营房图书室的走廊里,好像是一个女营员画的,以表示她们在这里是多么自由。请她向这里提出抗议并要他们马上把画像取下来。在这个地方看到那样一幅画,我极不舒服,也让我想到好多事情。
这个“劳动营”是比较“温和”的一个,送进来的通常是精神已被摧垮,在秘密监狱中已经被迫在自白书上签了字的人。在这里,人们直到同意接受给他们安排的任何所谓的“工作”,才准离开。好多人已经在这里呆了多年,因为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已经自首,他们羞愧到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的地步。
有人以为他们已经麻木了,对什么原则、人的尊严都无所谓了,可是当他们给拿出来示范时,他们还是在意的[2]。
由于习惯势力使然,西安依然和内战紧紧连在一起。但是日本人已近在咫尺,现在再打内战已不可能了。
在这个城市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无耻的盯梢。但我们仍可以得到真实情况,因为用眼睛可以看到,还有一些人不怕和我们交谈并想方设法接近我们。这儿的人可分为两种,表面的和下边的,而表面的不一定是强大的。
附:事实是,在表面之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及其支持者在这个似乎是固若金汤的国民党堡垒里是非常强大的。比如说,一直受到严密监视的城里的八路军办事处,一般人都不敢在街的那一边走,唯恐有人怀疑和办事处的人有来往而招致失去自由甚至丧命的危险,但我们发现办事处里的人消息之灵通令人吃惊。他们会告诉我们很短时间以前,一天前,甚至几个小时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包括我们和国民党权威人士甚至外国传教士接触的惊人的准确的细节。
有一个更令人难忘的事例。在西安,有一天三民主义青年团召开了一个大会——青年团是国民党领导下纪律性最强、受其思想影响最深的青年组织,在那个讲台上发出了最刺耳的反共论调。虽然那个大会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但对那场经过策划的表演我们是洞若观火的。我们没料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在我们离开会场不久,那个矮胖的大会主席到旅馆来看望我们这群外国记者,当我们想以个人名义进一步弄清会上的一些观点并谈谈我们的看法时,那个人反而把我们凑到一起只讲了一句话:“你们在会上听到的全是胡说八道!”
很明显,作为一个处在他的地位上的人,可能会因此招致杀身之祸,但他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值得那么做。他的行动,不只充分暴露了那次大会的真相,也让我们很感动,尽管我们几个人的政治观点不同,但没有一个出卖他,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之间。
在我们离开几个月后,西安地下党又露了一手,那就是安排几个西安“劳动营”中的营员从那里逃脱并鼓励他们去延安——后来在延安我们认出了他们,他们告诉了我们好多有关那次完全是为了做样子让我们参观所谓的“劳动营”精心准备的经过,包括墙上的标语口号到从军事院校借来的衣服、被褥,在那次为了应付参观,表演完了以后便都送了回去。
(在结束西安之行时,我寄信给爱尔茜[3]讲,离开那个地方我很高兴。但我继续动员她参加下个行程。)
尽量争取来。接到我的电报了吗?从种种表面现象看,不管是这里还是宝鸡,人们真切地盼望你来。别忘了要到这里来,甚至武道都希望有一个野味十足的长发女革命者在这里。我们讲的每件事都是“错”的,但被那些不敢说同意、但从中受到鼓舞的人所欣然接受,而那些在上边的人却恨之入骨。
结束这封信之前,我再说一句:
亲爱的,有一个内部的胜利。没有一个人(记者们)从这里往外边发过任何消息,直到我们离开,到了(延安)以后再讲。
注释
[1] 毛瑞斯·武道是国民党宣传部工作人员,他是以《巴尔的摩太阳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和我们一起来的。吉米·魏即魏景蒙,是同一宣传部能讲英语的高级官员。
[2] 有些营员告诉我们,先前有些比我们想像得更有原则、更有个人尊严的人从这里逃了出去,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有机会在延安和我们交谈过,这一情況后边将谈到。
[3] [译者注] 邱茉莉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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