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和重庆：两个形成强烈对照的城市

这种情况，大兵们不是骂就是打。

下一站我们到了延长，看到了油井和炼油厂。现在还有三口井在出油，人们正在挖另一口井，但因为深度不够，所以产油不多——他们运气不好，有一套钻井设备丢失在一口被废弃的井里了。

我在工地上和俱乐部里同工人们交谈。这座俱乐部是我在各处所见到的最好的房子了，还装饰着一个大红星。工会主席是一位从新加坡来的老海员，矿上的柴油机都归他管。他在矿上已干了多年，本来老板是美国人，后来换了中国人，现在则归红军所有。他说：“红军游击队到来之前，矿上有许多来自南京的工程师和来自上海的工人，他们知道我想学开柴油机都怕得要死，在拆装柴油机时就把我轰出去。当然，我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在我们这里，工人们不用担心本事被别人学了去，自己就会失业。你要是有本事、又肯干，你当全矿的经理都可以。”工人的工资用现金发放，但工资的数额是按小米多少斤来计算的。例如工资是100斤小米，这个月市价是两万边币，那就发给你两万边币；如果下个月小米涨价了，那就按新的市价发给。这里说的市价是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所以工人的实际工资不受粮价影响。

炼油厂在边区政府接管之前已长期停产，接管后恢复生产。在那里，我们看到许多十分巧妙的临时应急办法。例如，他们需要2英寸的管子用于一座冷凝器，但没有这样大小的管子。于是，他们把一段10英寸的管子套在另一段12英寸的管子里，利用两根管子中间的空隙（正好是2英寸）。

炼油厂经理以前曾在一条英国海轮上当过钳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过书。我们团里的毛里斯·武道曾在圣约翰教过书，认出这个学生起初很感意外，后来非常欢喜。这个厂生产煤油和很纯正的汽油（供应在这一带行驶的约20辆卡车所需），还有极漂亮的蜡烛——同老牌的壳牌公司产品不相上下。煤油和蜡烛是边区两项大宗贸易，因为它们同盐一样，为其他地方所需要，可用以换回边区所需的物品。（国民党实行封锁，凡边区紧缺的商品严禁输入，但商人们仍在冒着杀头的危险同边区做生意，不过要价很高，因为风险大，所以必须有高额利润作补偿，还有进行贿赂等特别开支。）

延安的又一杂闻

早些时候，我在重庆曾听说过关于这个小油田的一些事情，讲它怎样按照统一战线的方针帮助国民党，但这些事情因为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未能传播到国外。在延长，他们也没有对我们谈起这些事情。

我是在1942年听当时《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白修德）说的，根据我当时所作的记录，事情是这样的：

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是国民党战时政府的经济部长。他曾告诉白修德，当1938年准备开采甘肃玉门油矿（当时国内最大的石油供应来源）时，西北唯一的一部钻探设备在延长，而延长在十年内战中为中国红军所占据。国共合作抗日开始后，翁便跑去找周恩来要这套钻探设备。周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然我们愿意交给你们。我们一直把它保存着，以应国家的需要。”设备很快移交了。

但当白修德把这条消息发给《时代》杂志时，却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霍林顿·K.董）——他也是对外国记者进行新闻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勃然大怒。他把白修德叫去，对他宣布：“这条消息不能发。你不知道共产党会利用它在海外做宣传吗？”

“这是（经济）部长告诉我的。”白向董说明。

“可能部长说了，但他无权向一个新闻记者泄漏国家机密。如果他愿意为散布这一消息在蒋委员长面前表示承担全部责任，那也可以。”

说到这里，董抓起电话同翁通话。翁承认是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白修德的，接着突然问道：“我要知道他是怎样写的——他写了石油生产的数字吗？”

“是的，”董说，“当然有一些数字。”

“那么，”翁说，“你最好把这条消息扣了。我们不能公开这些数字。”这样，他既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也化解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发生在远处和眼前的事

我们在这里通过报纸和电台对外界有很好的了解。我们听到了华莱士副总统访华的活动和言论，罗斯福总统7月7日的演讲。我们甚至听到了英国从旧金山广播的新闻，引用你这位“《每日电讯报》驻重庆记者关于香港情况的报道”。苏联红军已经进入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你知道这是我的父母祖籍所在，也许世代相传已住了好几百年。我想我们的亲戚——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绝大多数都已被德国人杀害了[1]。如果我在重庆，我一定要为家乡的重获自由给乡亲们发个电报。

亲爱的，我想知道你对我写的电讯觉得怎么样，也想知道这些电讯是否通过了新闻检查。那条关于美国飞行员的电讯通过了吗？[2]如果没有，你仍然应该把里面所说的事实在重庆传播一下。我觉得美国人不久会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来——有极大的必要性，而且听华莱士等人的口气，这个问题已提出来过。但谁知道呢？

我们对谢保樵这个人的估计是正确的——你听我这样说不知是喜欢还是悲哀。你可以正正经经地告诉迪克·瓦茨以及另外那些对他抱有希望的人，就说是我说的，谢已露出原形，他是那种最坏的人，说他最坏是因为他既虚伪又反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真诚”。你还记得他在重庆说他如何尽了全部力量想使你获准访问延安。但他在这里却对人这样说：“爱泼斯坦真是个蠢货，还想别人帮他的老婆去延安。我们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的，因为我们怀疑他想在共党区域待下来，所以才不让他老婆出来的。”还有比这更坏的事，以后我再告诉你。如果现在有人还把谢看成一个了不起的自由主义者，那就等着自讨苦吃吧。

一段插话：美军新闻检察官“枪毙”新闻

美国军方的新闻检察官扣发了所有有关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敌后救援被日军击落的美国空军人员的电讯，包括我那条电讯在内。他们所持的理由是，通过敌占区的逃生路线必须保密，以便以后还可使用。这话表面上听起来似乎有理。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收复区，不是敌占区。公正而机敏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约翰·斯图尔特·塞维斯）在1944年10月15日向他自己的政府呈送的一份报告中曾指出这一点，他的报告是为了抗议扣压我的电讯。他说：

（1）对美国《时代》、《生活》、《纽约时报》和其他刊物负责报道任务的爱泼斯坦先生得到通知说，他的有关在陕北共产党根据地见到巴格里奥上尉的一篇报道，已经彻底被美国新闻检察官给“枪毙”了。

（2）在我的1944年9月6日第27号报告中已经指出，关于禁止登载美国飞行员在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报道，不利于今后继续安全营救我们的飞行员，它等于我们帮助国民党对广大人民隐瞒共产党的实力和作用的真相，这一行动影响了我们的广泛利益。

（3）有关巴格里奥的文章之所以被禁登，似乎是因为文中某些段落涉及“敌占区”及“被占领的中国”。

（4）巴格里奥通过的大部分地区并非敌占区。他从游击走过，那里发生过日军的军事行动，但并没有被全部占领。从那里，他通过了根本没有日军的共产党根据地。他公开地在光天化日下通过，只有一小队人护送，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