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和重庆：两个形成强烈对照的城市

7月11日于延安

我已经写信告诉你我们大摇大摆地经过陕西南部并在山西省阎锡山将军那座奇妙的山头上（“克难坡”）小住的情形。

之后，我们乘坐一艘大木船重新渡过汹涌的黄河。船上乘坐约50人，有16名船夫蹲坐着，使尽浑身力量划动两只大桨，嘴里喊着号子——那号子的声音是令人听了终身难忘的，它成为《黄河大合唱》这首名曲的基本素材。几天后我们在延安听到一二百人合唱这首名曲，感到神魂激荡。

我们只用了几分钟就过了河，进入另一个世界。没有旗帜，没有标语，没有奉命行事的人群一面跳跃一面齐声欢呼，似乎我们是一群镀了金的罗斯福和丘吉尔合成一体的大人物。（我们在陕南国民党区域的四天旅程中所见的就是如此。）来迎接我们的只有两位脸色愉快的农民，一位年轻，另一位有胡子。他们同我们握了手，说明是区政府派来的，就引导我们登上一座山坡，这里是一个村子，村民都住窑洞。我们也住在一口窑洞里，有长长的土炕和炉子，外面院子里有一头母牛、一头驴和一群鸡。

他们请我们吃了饭，安顿我们睡下。第二天一早，他们送来一队骡子——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强壮而又这样倔强的骡子。当骡夫们看见他们的骡子向着我们伸伸后腿、像要踢我们一顿，把我们这些外地人吓得直向后退时，不禁大笑起来。幸好我们以后没有必要去骑上这些又高又大的怪物。

有人骑着马进来了。他穿着一身满是尘土的蓝制服、草鞋，大脚趾上缠着绷带，血迹斑斑。他说他是王震司令员，他的部队负责陕甘宁边区南部（包括延安在内）的防务。他告诉我们已备了马供我们骑乘。一小时以后，马来了，同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八路军的战士。他们都是一些汗流满面、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小伙子，笑嘻嘻的，有的穿得比王震司令员还好一些（王震身上没有任何军阶标志），有的背着日本三八式步枪或佩着日本指挥刀，这些东西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师部或军部里是作为战利品陈列的，在这里却大多在战士们身上。

他们和王震都是在一天半的时间里赶了250里路（80英里）才找到我们的，因为他们预计我们进入边区的地点不是在这里。

国民党派来陪同我们的人后来吹牛说，他们是故意改变渡河地点的，以使共产党措手不及，不能不带我们经过一些地区，看到他们本想隐藏的秘密。例如，这些人后来说，看到了种植鸦片。但当我们说要返回去亲自看看时，这些人又说，只见到了几株罂粟花，后来就干脆不提了。

前来迎接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和他们的司令员王震曾转战河北、山西，后来才调任边区的警备任务。他们说，步枪和指挥刀当然都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他们用这些武器又去杀日本人。他们成天又笑又唱，你可以想象，他们是惯于从地狱的一头进去，又从另一头出来的，出来时只是脸黑了一点、汗多了一点，脸上依旧挂着笑容，武器依旧擦拭得锃亮，子弹带上依旧缠着鲜艳的红布条（这是老红军的习惯），并且依旧充满了好奇心，恨不得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外部世界的一切事情都问个明白。

以后我们才听说，王震和他的三五九旅不仅从十年内战的红军时期起就战功卓著，并且因开发南泥湾而在边区出了名。延安之南的南泥湾原来是一片野兽出没的荒原，他们把它开垦出来，生产谷物、蔬菜，还有棉花（在市场上卖掉以购买除食物之外的必需品）。部队如果开拔，这些耕地就交给当地人民——他们本来就不用交一粒公粮来养活这一万士兵……

我们骑马上路，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沟。一路上，我们听说，向来贫瘠不堪的边区已经大变样了，因为每座山、每片坡，本来荒芜的，现在都种上了庄稼，小米、小麦、豆子、亚麻、棉花。以前边区不种棉花，所以当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后，边区人民有两年几乎是衣不蔽体，现在情况大大改善了。去年，边区棉花半数已可自给。农民很愿意种棉，因为边区政府规定，种棉的头两年免税，合作社按市价负责全部收购。合作社除本身所需外可转售给边区政府。政府又做了许多宣传教育工作，告诉农民边区发展种棉的必要性。

农民组成了许多“变工组”，共同耕作各自的土地，开垦荒地的收入则平均分配。这样，边区的土地虽然仍属个人所有，劳动已实行集体化，并且随着荒地的开发，集体财产也出现了。变工组加快了播种和收获的进程，连地里送饭的事也简化了。原来一家一户都是男人下地、妇女送饭，现在只须一个人就把全组人的饭都送去了。妇女也都组织起来，成立纺纱组，按合作社的办法管理。这一切节约劳力举措的结果使一部分人力和畜力可以腾出来从事运输和其他必要的工作。

到处可见大群的山羊、绵羊和肥壮的牲畜。农民看来都能吃饱穿暖。在中国其他地方，农民看见大兵，总是满面愁容，一言不发，在这里，农民却拉着战士们问他们护送的这些奇形怪状的人（我们这些外国人）都是些什么人，给战士们送来热腾腾的茶水，在休息地主动地为战士们遛马。总之，老百姓对战士们就像是对出远门回来的家人，要让他们休息好，还要让他们高兴。我们骑马走了好几天，每天都学习到新东西。

在古林（译音）（这是我们到达的第一座县城），我们遇见了县长。他是个农民，几年前还不会写字，现在能凑合着写个报告了。但他对县里的情况了如指掌，随便我们问起什么事情，他都表现出极大的热诚。说到他的县里开了多少荒地，人民生活有多大改善，他非常骄傲。

边区需要劳动力，所以对于从河南逃荒来的难民很优待，种地三年内免税，还以长期贷款的方式供应他们种子和农具，边区居民帮助难民有功者受到表扬。县长带来见我们的一位“劳动英雄”就是这样，他不但带头开荒并且帮助河南难民生产自立。这位年已60而身体强健的劳动英雄告诉我们他的生活近几年来如何得到改善以及他去年去延安参加边区劳动英模会的经过。他在会上学到了关于安排活茬和组织劳力的一些新知识，看了一场电影，同毛泽东主席握了手并且得到了奖品——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皮鞋。

他在土地革命之前是个无地的农民。（边区有些地方在1935年前由红军实行了分田，以后边区就停止了这一政策。）他现在仍不识字，但他在同我们谈话时问起法西斯和欧洲、苏联境内的战事、第二战场何时开辟、国民党为什么不通情理不让棉花和药品等进入边区等问题。

那位农民出身的县长同这位农民劳动英雄相互逗乐。县长说劳动英雄现在高升了。（劳动英雄可以出席县政府会议，代表自己或村民提出建议，所以也可以算是县领导的成员。）劳动英雄说县长干得不赖，上次春耕大生产运动中给地里送了不少肥——谁听说过县太爷到地里施肥？！反正他没听说过，他也没听老辈人说过。

我们一路上看到农民们用的新农具都感到惊异——锄头和深耕用的犁铧，质地很好，有的是用钢做的。边区有几个工厂专制农具，有些兵工厂以制造农具作副业。制农具用的钢是从华北远道运来的拆毁敌人铁道所得的钢轨。大生产运动所需的工具同军队所需的武器一样都是对敌人进行武装斗争获得的。

我们在黄土高原上行进时，农民都站在路边对我们微笑。要是有一头骡子挡了路，战士们就对农民说：“同志，请把它赶一边去点儿。”在中国别的地方如果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