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新气象（3）

服务业的全球化进程也会遇到阻力，那就是竞争日趋白热化带来的就业和薪酬变化。今后，很多企业将会发现，即使医疗费用和能源成本不断上升，他们也很难提高产品和服务价格，为了压缩成本，只能想方设法减少工作岗位，降低工资待遇。这恰恰就是过去5年来欧美许多企业的实际经历。应该说，这些国家近几年经济增长相当不错。然而，即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过去5年，欧美国家无论是工人工资收入，还是新增就业机会，不是原地踏步，就是每况愈下。随着服务业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未来10年左右时间内，工资收入停滞不前、工作岗位增长缓慢的趋势会越发明显。在欧美发达国家，数千万缺乏专门技能的从业人员再也不能依靠经济增长来保证自己的高薪岗位了。

面对如此压力，一个国家依然可以像个人那样有所选择，对于全球新环境完全可以准确把握，努力适应。在应对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和英国做出了不同于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选择。许多欧洲国家往往对全球化抱有很强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的强度从去年（2006）法国爆发的骚乱中可见一斑，法国政府只是发布了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法案，允许企业解雇工作不满两年的新员工，结果法国青年就发动了暴力骚乱。很多欧洲国家对于全球化视而不见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的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欧盟内部或者是和美国、日本之间。而美英两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则要大得多。说是殖民时代文化偏见的历史遗留也好，说是习惯使然也好，反正许多欧洲人依然认为世界其他地方都是穷乡僻壤，根本不屑一顾，发达国家海外投资结构恰好印证了这一点。2004年，整个欧洲只持有7%的发展中国家公司股票，其中3%在德国人手里，而美国和英国持有的发展中国家股票比例分别达到23%和20%。这些国家对华投资规模对比尤其鲜明，日本和美国一直都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而德国在华投资额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五分之一，至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更是远远落后。欧洲大陆的这个尴尬纪录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他们经济观点的不和谐，因为新兴市场的表现常常优于欧洲本土市场。

对一个国家而言，选择哪些地区作为贸易和投资对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是企业甚至这个国家学会融入另一个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到2020年，美国和日本通过大量对华投资和经贸往来，对中国将会进一步加深了解，增强联系，进而建立起一个遍布中国的由供应商、分销商和管理层构成的庞大网络。在中国这个飞速增长而又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美国和日本企业为保持强劲竞争力，必须小心翼翼地积极应对，他们只有不断推出新产品、提供新服务甚至采用经营新模式才能生存下去。美日公司融入中国这类新兴市场的程度如此之深，不仅提高了在华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这些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也一样随之提高，这将最终改变美国和日本的国内经济形态。如果欧洲大国依然不能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保守姿态和贸易、投资格局，那么到2020年，他们将不得不疲于应付日益萎缩的国内市场。

届时，发达国家企业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简单的产品和服务，而是必须集中精力实现以下目标：激励国外工人努力工作，制造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品网络，搞好财务、营销和配送管理；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本地化、个性化。对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如何促进创新是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增长放缓，税务负担加重，再加上老龄人口增多，劳动力萎缩，将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自由竞争的不信任，而自由竞争恰恰是推动创新的强大动力。爱尔兰、瑞典和芬兰等少数欧洲国家的局部前景要好一些，因为他们已经展现出发展世界一流新技术的非凡能力。

人们往往认为英国比法国和德国更倾向于放松管制、支持创新，两任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托尼·布莱尔也都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很好，但是，很多东西也只是说说而已。我在1999年对此有过切身经历：那一次，布莱尔政府的办公厅主任邀请我（时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就美国如何利用新技术大幅提高生产力这一问题，向首相经济顾问们介绍经验。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译者注）一个阳光明媚的会议室里，我向他们阐述了竞争，尤其是来自新兴公司的竞争，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强调正是竞争导致了IT尖端技术的飞速发展，并继续推动其他行业不断改变自身经营方式，以便更好地利用IT新技术。布莱尔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们提出了很多追根究底的问题，不过，讨论结束时，他们承认，大多数英国人非常不欢迎这样的竞争。两年后，布莱尔的幕僚又向我寻求跳出英国生产力缓慢增长怪圈的妙方，我告诉他们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消除糟糕透顶的官僚主义和市场管制形成的创业障碍。结果，我再次听到英国高官们抱怨政府和国民对全球化所需要的赤裸裸竞争抱有根深蒂固的讨厌情绪。

相形之下，美国的发展前景总体说来依然看好。利用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科技研发网络，美国企业应该能够继续领先世界其他地区，创造、开发出更先进的技术和服务。事实上，美国企业脑力方面的投资已经接近工厂、设备和土地等硬件设施的投资。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已经学会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能够承受市场环境不对等造成的工作岗位不稳定，而大多欧洲人和日本人做得还很不够。这种差异必将推动美国企业持续提高生产力，继续领先其他发达国家。反过来，这一优势也会使美国继续保持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到2020年，美国依然会是全世界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经济体，并将继续对世界各国发挥最强大的影响力。

但是，对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千千万万公司雇员来说，全球化将会继续危及他们的工作岗位，这是谁都无法阻挡的。以美国为例，1997~2003六年间，就有500多万人加入失业大军。2003年，美国这类结构性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芝加哥以及加州的弗雷斯诺（Fresno）和萨利纳斯（Salinas）等城市，波及从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到计算机生产和管理服务等多个行业。在美国，由于国内市场相对自由，新技术持续发展，新企业不断涌现，因而可以为千千万万失业工人提供更多择业机会。但是，下岗工人即使找到新工作，薪酬往往也会大幅降低，对本人及其家庭而言，工作变动终究是一个残酷现实。那些上了年纪的失业工人尤其痛苦，退休金大幅缩水，晚景堪忧，尊严尽失。个人前途已经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面对失业大军，政府不可能有什么切实可行的计划措施，像以前那样帮助他们找到跟原来差不多的工作，更不能指望通过“重新培训”找到比原来更好的工作。如果哪个政治人物宣称，政府通过某项新法案或什么新计划，就能莫名其妙地保证面临失业的工人正常生活，免受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进程颠覆之苦，那么，广大失业者完全有理由报以愤怒。

中国是另一个抓住全球化机遇而能善加利用的主要经济体，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廉价熟练劳动力将会继续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向中国转移。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程度而言，中国是唯一能与美国媲美的大国。到2020年，中国完全能够利用引进的资金、技术和本国廉价劳动力，发展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两大经济体之一。不过，在中国我们一样会看到亿万家庭因为全球化进程而付出巨大代价、背上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