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之后的地缘政治新格局

苏联解体引起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调整，这是影响今后15年全球发展的第三种历史性力量。这一事件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其影响的广泛程度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苏联解体启动了中国彻底抛弃社会主义经济、转向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为中国经济腾飞和军力提升创造了条件。苏联解体，中国崛起，这也使得世界事务的焦点转向亚洲，而欧洲在全球安全领域的地位则日益边缘化。

冷战时代，军备竞赛紧锣密鼓，整个世界一直笼罩在由冷战变热战的危险之中。然而，当代地缘政治的短期走势将会受到两个新条件的约束。罗马帝国之后，1 500多年来，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无与匹敌的唯一军事、经济超级大国——美国。以世界最大的经济、市场规模为依托，以相当于其他各国总和的军费支出为后盾，即使亲密盟友出面反对，美国依然可以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丝毫无损于其军事、经济优势。即使伊战以失败告终，今后面临同样情况，美国仍然有能力再次出兵，而其军事、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一样不会被撼动。

由于没有对手，唯一超级大国就形成了自己的垄断优势，因而改变了世界政治冲突的传统模式，至少在那些至关重要的国际事务上，这种改变已经有所显现。由于全球性贸易、资金、信息网络的紧密联系，千百年来人们第一次发现，国际冲突不再发生在世界强国之间，而是主要发生在休戚相关的主流国家与少数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国家之间。苏联解体之后，大约15年来发生的历次海外战争就是这种变化的最好说明，几乎所有的海外军事行动都是美国发动的，而卷入冲突的当事国差不多都是尚未步入全球化轨道的国家，它们分布在加勒比海岸（海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索马里和塞拉利昂）、巴尔干半岛（科索沃和南斯拉夫）、中东地区（伊拉克和科威特）、中亚地区（阿富汗）以及西南亚地区。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例外，那就是同样自外于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国家之间因为领土纠纷而爆发的战争，主要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邻国之间的边境战争。不过，在这些战争冲突中，美国都不是直接卷入的。

地缘政治新格局的另一显著标志是，旨在帮助已经进入全球化轨道的国家管理经济事务的国际机构渐次兴起，这些机构主要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欧洲联盟EU、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已转变职能，致力于帮助各国应对商品、服务、资金及创意思想的全球性流动带来的冲击。不过，日益壮大的反全球化声浪却也正是由这些组织本身引发的，或许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名称、宣言和年会为反对者提供了很好的抗议靶子吧。就像最近对于传统知识产权的攻击一样，这些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巴西、阿根廷、印度和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打算让最先进的盗版和仿造行为合法化，从而可以任意抄袭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大量生产（甚至出口）仿造产品。在世界各地，WTO也是饱受质疑，但批评声音主要来自两类人群。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保守分子，他们把随全球化而来的西方产品和企业组织视为对其固有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极大破坏，甚至时常担心危及本国政权。在欧洲和美国，WTO也招致猛烈抨击，1999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召开的世贸组织年会就差点因为反对者抗议而流产。这些抗议者多数是社会主义福利化运动突然失败的弃儿，面对新环境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机会，因而极力抱怨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不公平。

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另一显著标志就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抬头。以美国这个全球唯一超级军事大国为主要目标，国际恐怖主义已经从局限于各国境内活动，发展到跨越国界活动阶段，跨国恐怖活动的中心目标就是全面排斥全球化，他们把以暴力手段反对全球化作为自己的正当使命。这些恐怖分子在发展中大国很难找到长期反对WTO和WIPO的同盟军，但是他们在伊斯兰国家极力宣称反对全球化是出于宗教原因以博得同情，而一些国家通常默许这些活动，有时甚至提供必要支持。

一个大的疑问依然存在：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是否已经因为全球化网络的形成和国际机构的建立而宣告终止了呢？答案是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在一个时期内仍然不会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并时刻准备主导国际秩序，这种情形就将持续下去。但是，以朝鲜和伊朗为代表的自外于全球化的少数国家一定会发现他们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冲突将会日益公开化。不过，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不大可能发生。虽然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迅速提升，但是中国要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与美国匹敌的军事、经济对手，至少还需要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当然，到2020年中国很有可能在本地区确立强国地位，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以至整个西半球都不会成为中国的军事范围。不过，在包括日本和韩国的北亚、南亚及东南亚地区，10年之内，中国的影响力将足以与美国抗衡，也许中国还会把触角伸到中东地区。

中美之间数千亿美元的商品、服务、投资及创意思想的交流应该会降低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中国与其他国家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也是一样。但是这种经贸往来却无法避免中美盟国之间发生意外事变的危险性——最大的危险可能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度。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味相信全球化必然会保证全球和平是十分危险的。在18世纪中后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个历史时期，国际贸易、投资和通信都像当今时代一样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在前一时期，蒸汽技术广泛传播，国际商船远涉重洋，世界贸易遍及全球，法国和西班牙的全球殖民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即使在年轻的美国，约翰·杰伊（John Jay）也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记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与遥远国度之间的贸易情况：“我们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往来损害了一些国家的利益，因为过去一直由他们垄断东方贸易，我们通过参与得以分享贸易好处，并且因而实现了日用品的自给自足，而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必须从这些国家购买。”在后一个伟大的全球化时代，电力技术、电报电话技术日渐普及，跨国投资企业开始涌现，英、德两个全球性帝国达到全盛。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全球化都没能阻止列强发动可怕的战争——尽管不止一个国家有能力、有希望成功做到。未来15年或者更长时间内，美中两国的军事决策者必须深刻反思历史教训：两个国家军事实力一旦接近，再密切的经贸联系也不会必然阻止战争爆发。

正如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到苏联解体这段长达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里，美国和前苏联之间并没有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一样，在未来10年左右，美国和中国也不会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但是，美中之间的竞争将会成为改变全球政治格局的强大力量。早在2020年到来之前，美中两国就必须妥善处理日趋激烈的能源争夺。尽管美中在包括伊朗和伊拉克在内的中东问题上还不能达成共识，但是他们必须一道努力，寻求解决地区紧张局势的妥协办法，共同打击全球范围内核不扩散失败可能带来的恐怖主义，就像最近在朝鲜核问题上那样积极合作。此外，美中两国很可能也得与其他国家一道设法保护互联网免遭威胁。

只要有心努力，美中两国携手合作，同样可以建立全球经济秩序。例如，两国如果能就未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达成协议，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