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迁、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变化的汇聚效应（1）

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这些变化因素的单独作用，而是它们的综合效应，这也导致政府对各种变化因素很难分头应对。先说人口变迁，从现在到2020年，享受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欧洲老龄人口数量每年都会增长近3%，而工作人口的数量却在逐年下降，日本也一样面临此消彼长的夹击压力。这些国家的人口变迁风暴来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到2020年，日本和欧洲的老龄人口数量将达到工作人口的一半以上。由此带来的问题远未结束，在欧洲和日本，将于2025~2035年期间长大成人的少年儿童规模萎缩速度甚至比工作人口还要快，他们可是日后从事生产、纳税养老的依靠力量。

在人口变迁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与多数欧洲国家将会陷入恶性循环，国民生活水平必然会逐步降低。除非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路线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变化，否则难免出现连年经济增长缓慢、生产收益匮乏的局面，这就使得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来减轻负担的做法成为不可能。更可能的结果是，养老支出与医疗花销在全部社会财富中所占比重不断攀升，自然就会造成税收提高、投资减缓，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2020年法国的经济增长仅能达到1.5%，这还是假定未来10年法国在竞争力和劳动力方面的成本不会因为全球化推进而继续升高的结果。无独有偶，德国最优秀的预测专家也告诫说，2020年德国的经济增长也就刚刚能够达到1%多点，届时德国的公共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将占到GDP的18%，这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目前财政收入的80%。

越来越快的全球化进程会给千千万万的欧洲人和日本人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大量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向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稳步转移，留给发达国家两个选择：一是提高国内那些不能转移、无法交易的服务业的生产力；二是力争成为技术创新基地，进而发展新产业。二者都需要大量社会资源和政治变革作为支持，这看起来已经超出了当今日本和大多欧洲国家正常的经济、政治承受能力。为了更好地利用新技术，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必须具备改变传统工商业生产经营模式的自发动力，还要有更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技术开发方面的投入倒是不成问题：尽管总是要比美国晚一两年，但在上世纪90年代，欧洲和日本在IT技术领域的投资跟美国不相上下。然而，他们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生产力回报，因为他们的传统文化和强势工会不能接受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工人大规模解聘下岗、职位重组。对欧洲和日本而言，实现高储蓄、高投资也是个棘手问题，经济增长日趋缓慢，再加上税收负担不断提高，因而导致多数居民的收入与储蓄不断萎缩，而35~55岁年龄段上储蓄能力最强的那部分人口数量又在慢慢减少。

欧洲和日本看起来也不具备推动创新的政治、经济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不仅依靠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一切要素，还要依靠能够为创业者提供直接支持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态度。在今天的日本及大多欧洲国家，一如几十年来的情形，既有企业受到地位不断下降的传统上层社会以及规章制度和非正式关系网的继续保护，而创建新企业几乎仍然会被看作离经叛道之举。在英国，不允许新的临街店面开张，因为会破坏方圆半英里的绿色环境空间。在法国，新雇员即使技术娴熟，工资收入也不及平均水平的一半，并且18个月内不能被解雇。长期以来，欧洲各国一直把资本市场当作解决财政赤字的融资平台，而不是为创立新企业服务。在日本与欧洲的文化观念之中，充斥着对既有企业的偏爱。在美国，崇尚的是比尔·盖茨、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在日本和欧洲，人们似乎更敬重那些祖辈创建工商业帝国的世家望族，诸如法国的斯伦贝谢（Schlumberger）家族、意大利的阿涅利（Agnelli）家族以及日本的丰田家族。

现在依然看不到变化的迹象。就在距今不足五年之前，法国应对失业问题的办法不是放松管制，鼓励创业以增加就业机会，而是把法定退休年龄降低5岁。想想看，这会给养老金的长期成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而且由于推行35小时工作周制度，法国人的工作时间又比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缩短了14%。1997年，法国通过了允许私人揽储法案，但其遭到的抵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直无法实施，不得不于2002年宣告废止。类似地，技术不熟练的年轻德国人如果参加工作就会丧失很多好处，他们失业时的税后收入反而比上班要高。德国最近也通过了一项新法案，禁止企业非因“个人原因”解雇工人，而这些个人原因自然不包括企业技术升级之后的工人重组计划。

在全球化进程中，法、德等国将会发现自己步步失利，因为人口变迁已经给他们的财政预算造成巨大冲击。为满足老龄人口期望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财政需要，欧洲各国和日本政府不得不削减其他福利。如果削减其他福利不具有政治可行性——事实已经如此——他们只好提高税收。但是，由于工作人口不断减少，再加上全欧洲高达45%的平均税率已经令人痛苦不堪，税收如果再提高，还有谁会乖乖缴纳？这些国家的最终选择只能是年复一年越筑越高的财政债台，而高额财政赤字必将挤压投资、减少流通，最终导致提供财源的生产增长和经济发展更加延后。

未来10年，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欧洲福利国家将会发现，他们再也无法兑现对于亿万人民的基本社会承诺，就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共产主义国家，对其臣民的经济承诺难以为继一样。这是严肃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分化的必然法则，也是欧洲和日本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经济所面临的最糟糕的社会、政治环境。很多欧洲国家对于穆斯林移民充满敌意，激烈排斥，法、德两国因为反对放松管制、改革福利，爆发了暴力示威，这些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种环境的恶劣。

大概只有依靠温斯顿·丘吉尔的政治天才，加上罗纳德·里根的游说技巧，才能说服欧洲和日本选民，让他们相信减少政府福利、牺牲经济安全才是维护自身利益的不二途径。随着欧盟东扩，数千万中东欧地区的低薪工人得以在欧盟内部自由迁徙，这一危机只会因此加深。在这种社会发展的危急时刻，伟大的领导人有时就会应运而生，但是，伟大的领导人顶多会在一两个国家出现，而不能指望每个国家都有。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政治稳定，在这种压力下，欧洲和日本很可能会进入左右摇摆的极端政治时代。

如果只是面临人口变迁的挑战，欧洲和日本完全可以尽力保护国内产业，人为刺激经济增长，而不必担心外国投资者和制造业者的反应。如果挑战只是来自全球化压力，他们可以降低税收，发展教育，加大投资，而无需顾虑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成本上升。现实情况恰恰是，这两种无法改变的强大力量形成合力，共同作用，结果让民主政府简直无法应付。如果日本和大多欧洲国家政府不能说服人民接受他们必定会认为激进的改革措施，那么到2020年，这些国家必将陷入长期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