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迁、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变化的汇聚效应（2）

在日本和欧洲，仍然会出现局部的经济成功。如果有好的领导，能够制定正确的投资战略，及时把生产经营转移到税负轻、成本低的地区，个体企业就可以避开整个国家所承受的压力。对于放松管制、实施改革，日本的抵制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厉害，特别是当改革措施会对国内乱七八糟、毫无章法的服务业造成影响时，抵制尤其严重。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服务业的生产力水平恰恰是最低的。但是，索尼、尼桑等日本一流出口制造商早已接受了全球竞争的事实。日本很多大公司甫一成立，就开始年复一年地制定新的产品和经营战略，同时也将大部分生产工厂转移至中国及其他亚洲低工资国家。

爱尔兰、瑞典和芬兰已经成功找到更大规模地实现局部经济繁荣的有效途径：开发几项全球大量需求的世界一流技术，或培育几家产品行销全球的世界一流企业，从而带动经济发展，保持一个小国的兴旺繁荣。瑞典通过大力削减法人税，举国支持工程制造，催生了爱立信（Erikson）、利乐拉伐(Tetra Laval)及宜家(IKEA)等世界一流企业，向全世界提供移动通信、廉价包装及家具定制等产品和服务。芬兰的诺基亚（Nokia）原本生产橡胶靴，当发现橡胶靴需求激增但利润微薄时，迅速转型，终于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手机生产商。“凯尔特之虎”爱尔兰仅用15年时间，就从发展最慢、最为贫穷的欧盟成员一跃而起，成为欧洲第一富国，诀窍就是尽其所能，实行一切能够吸引外资、外企的政策，包括降低税负、削减政府总支出（包括公共养老金和工资税）、增加教育和培训支出、废除劳工招聘解聘和外商投资的种种限制。爱尔兰也是幸运地赶上了特别好的发展时机：当时，随着全球化进程步伐加快，美、英及欧盟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正在积极寻求海外拓展。

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甚至还有西班牙、波兰等国，都派出政策专家和商界领袖，到都柏林（爱尔兰首都——译者注）而不是欧盟大国取经，学习如何在自己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可以在某个领域借鉴小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成功经验，但是没有办法把这种经验推广到正在与人口变迁和全球化压力苦苦作战、内部环境又极不相同的经济大国。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这些国家就得设法达成启动改革的政治意愿，主要就是改革税收、管制和养老等方面政策。如此以来，这些国家的传统社会契约看起来就很难继续保持不变。

就大多数方面而言，面对全球化、人口变迁及其综合影响，中国和美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今后15年，中美两国老龄人口会比欧洲和日本增长得更快，但是，其工作人口同时也在增长，各国发展前景将会因此而大相径庭。到2020年，美国不事生产的老年人仍然会比工作人口少28%，而在中国，老年人数量不会超过工作人口的20%。看看欧洲和日本，老龄人口将超过工作人口的50%。而且，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福利待遇远低于多数发达国家（英国明显例外），而大部分中国人干脆就没有退休和医疗保险待遇。由于存在这种差异，欧洲各国自然更加公平，政府也必定显得更为慷慨大方。但是，中美两国的现行制度在下一代人身上依然会行之有效，而日本和欧洲就无法做到。

当今时代，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积极信奉实用主义的两个主要国家。两国大致都能接受世界现状，尽管美国的国际野心和中国的国内战略有时会超出各自的能力范围。对于全球化与人口变迁双重压力之下难以实现的传统义务与美好愿望，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依然紧抱不放，这严重制约了其应变能力。未来10年，如果不能想方设法实施改革，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政治影响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价值观，将会因为世界发展变化而遭受严重损害。

对日本和欧洲而言，至关重要而又异常紧急的是，至少在未来10年内，是中国和美国，而不是日本与欧洲，占领全球化的两极。长期以来，由于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模式，中国数以亿计的低薪熟练工人已经可以生产出全世界所需要的各种产品。美国将会拥有远多于日本和欧洲的数以百万计的高收入劳动者和经理人，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庞大的全球化网络。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科学、教育机构为依托，在不断涌现的新兴企业推动下，美国千千万万熟练工人、管理人员和科学家们将会生产出世界同样需要的新产品、新服务。此外，美国远为松散的管理制度使得企业更加灵活开放，更容易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模式，不管是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纳米技术，还是今天只有科学家和工程师才熟悉的全新科技，他们都会及时引进。

中国的经济优势，不仅来自能够使用西方先进技术的亿万廉价劳动力，而且更来自举国上下一心一意推动的有史以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进程。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僵化的苏联领导人一直死抱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终宣告失败的、腐败透顶的国营计划经济体制不放。尽管中国在此之前10年就已经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但是如果没有苏联解体，很难想象中国的现代化会取得如此成就。大多数西方人因为冷战迷雾的笼罩，没能注意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需要，就开始放弃（教条主义者标榜的）（为弱化政治敏感性，译者酌加）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首选农业作为试点，在这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落后国家，这是相当敏感的。农业改革积累的经验让下一代中国领导人获益匪浅，学会了如何实现等在他们面前的更大范围的平稳过渡。邓小平在北京发布一系列指示，放松了几十年来国家对粮食定价和流通的严格控制，迫使几千里之外的数亿农民从土地密集型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由于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几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出现粮食剩余，粮价随之下跌，广大农民依然难以摆脱贫穷。与此同时，邓小平打破了限制乡镇企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和当地领导一起创建了千千万万小型乡镇企业，开始对国有企业形成有效补充。10年不到，中国就把不计其数的农民转移到其他行业，而欧美国家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完成这个进程。到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中国GDP贡献最大、创造就业岗位最多的经济成分。

苏联解体，中国实现了更大飞跃。20世纪90年代，中国彻底抛弃了阻碍苏联几代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识形态。中国领导人重拾列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质量与国家本身的经济能力成正比，国家比企业更重要，因此开始把给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要求企业上缴利润，以支持公共财政。这项改革雷厉风行，影响深远，结果就是，今天中国政府公共管理部门规模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小，而仅比美国和日本大一些。中国共产党甚至悄然放弃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通过修改党章，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代表广大人民而不只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当一些欧洲知识分子依然坚持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时，江泽民已经发出信号：党已张开怀抱，迎接作为资本主义人力要素的新一代企业家，一道推进现代化进程。在俄罗斯，政府把国有企业卖给管理层，换取毫无价值的股份，把自然资源卖给少数寡头资本家，作为短期政府贷款。而中国政府对大多数国有企业依然紧抓不放，但是鼓励千千万万年轻人自己创业，一展身手。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早已今非昔比：明确宣示鼓励私营业主加入。

中国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