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以创意理念为支撑的特大企业的兴起（3）

创立并运用极具价值的新思想，尤其是能够在最好的既有思想基础上加以发展，一直都是一个国家及其国民能够取得多大经济进步的最关键的决定因素。自20世纪50年代晚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完成开创性工作以来，所有流派的经济学家都已承认：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而言，经济创新方面的进步及其应用所发挥的影响力，要大于资本投入的影响力，甚至也要大于国民教育水平及工人生产技能不断提高的影响力。以美国为例，整个20世纪，美国企业用于各种形式的创新活动的经费投入占其所得利润的30~40%，这些创新不仅包括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而且包括新材料、新工艺、新的融资方式、新的营销策略、新的配送手段以及企业自身组织管理的新模式。对于美国总体经济发展，资本市场的贡献率为10~15%，而美国工人教育培训的贡献率为20~25%。

看看企业在思想观念方面的投资规模，以及投资人对思想观念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就会发现，创新活动的经济重要性还在不断增大。由于诸多原因，当今时代，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信息技术这项最为核心的经济创新，对大多数人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不寻常的重要影响。首先，与之前出现的同样也是快速普及的电气技术相比，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同样很快，而其价格则以同样异乎寻常的速度降低。计算机运算、存储及传输设备价格急剧降低，大部分软件产品最近也纷纷降价，这也成了全球化本身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有了廉价的计算机技术，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在发达国家之间快速传播，同样也可以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快速传播。在世界最富的发达国家，精巧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遍布金融业与制造业，这固然不足为奇。同样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仅迅速成为欧美小镇上小饭馆和维修铺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印度、尼泊尔、秘鲁等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大中型企业也都用上了这种系统，这是一道独特风景。2006年，拉美地区网民人数估计有1.03亿，就是在最不发达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有将近9 000万手机用户，网民人数也超过2 200万。

在全球化背景下，利用信息技术，世界各大企业不仅可以获得方圆几里之内产生的创新思想，就是远隔重洋，一样也没有问题，这是有史以来头一次出现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因而轻易掌握了引进、购买、租赁、转借甚至剽窃发达国家最好的生产技术及商业模式的能力，这为发展中国家轻装上阵、快速发展，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如果仅仅依靠土地和劳动力的廉价优势，而不能把这些资源与欧美及日本企业的智力资产相结合，那么，中国的情形与今日俄罗斯农村地区不会有多大差别。

未来10~15年，中国及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要想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势头，就不得不继续吸引、吸收现在及将来由西方公司研发的新思想、新观念。若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接受现代企业的战略底线。首先，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必须逐步采用欧美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然而，现在可不是这样：中国许多政府及军队部门，长期使用盗版Windows系统，而奇瑞公司也在仿制通用汽车公司产品；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国企业则另辟蹊径，生产、销售不计其数的西方公司仿冒药品，盗版DVD及CD在这些国家也是随处可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矢志继续保持经济进步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清除现在依然存在的对西方公司的投资限制，还有那些传统规章，尤其是员工雇用、选址落户等方面的限制。到2020年，至少在这些方面，中国、印度及大部分东欧国家应该基本向美国看齐，至少在伦敦、东京及纽约的那些公司总部领导看来，应该是这样。

最后，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印度、捷克、巴西等国其实别无选择。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明白，或者很快就会明白，经济快速发展是其合法性的关键所在，而经济发展又有赖于西方公司技术、投资及专业技能的持续输入。支持这种输入的跨国公司同样明白，企业自身发展也一样有赖于创新思想，努力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在全世界成功发展的低成本国家持续扩大市场份额。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事业经营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与急剧变化的发展中国家交往之初，西方公司不得不设法学习、尊重并适应当地的传统及法律。事实证明，在伊斯兰国家，西方公司适应困难，有时干脆就是不可能适应。在这些国家，按照伊斯兰法律，西方公司的经营管理时常无法施行，这也正是大多数严格执行伊斯兰教义的国家至今一直没有跨进全球化门槛的原因之一。不过，大多数非伊斯兰国家对西方公司的经营风格和管理方式都能很快适应，从作息制度、团队协作、知识产权，到牛仔裤、摇摆舞，统统都能接受。但是，当跨国?业在发展中国家遭遇的问题足够严重，尤其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之时，这些企业的战略底线也会为之让路。也许就在很短时间之内，由于致命禽流感全球传播，各大制药企业就会因此放弃自己药品的知识产权。同样地，全球气候变化也可能迫使各大石油、钢铁、汽车公司放弃在发展中国家精心安排的投资计划。

在如此之多的国家，以如此不同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跨国企业需要具备相当的政治资本与政治技巧，就跟他们需要拥有自己的智力资本一样。特大跨国公司，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所能发挥的政治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其经济影响力。这种政治影响力，并非简单表现为某个政客或某个政党屈从于沃尔玛或道达尔的某种要求，尽管这种事情肯定会有。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或一个政府的政局稳定而言，任何单一的外资企业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除了那些最专制的独裁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府，可以承担怠慢那些全球最大公司的代价。跨国经营的各大公司作为一个群体，会有一些特定的共同需求，包括员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及劳动培训、方便高效的资本市场、标准化的全球电信服务以及企业利润的较低税率。结果就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不管自视为保守主义、改革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寻求政府角色定位时，都会不约而同地着眼于全球化。全世界政治、文化方面的正常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放松管制、加强培训，积聚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在这些国家，医疗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受教育机会越来越多，电信服务及其他技术标准与全球一致，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法人税也在不断降低。

在时常被引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尽管在狂热的花言巧语掩盖之下，他们的大部分论述错误百出——不是指他们没能预见全球化进程会帮助亿万人民摆脱贫困这个微不足道的最小失误——但是，早在当代全球化之前很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倒是正确看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