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以创意理念为支撑的特大企业的兴起（2）

同样的国际化趋势也常常影响到各大公司生产经营的其他方面。美国、欧洲及日本制造商在印度、墨西哥等国设立的工厂，生产安全与环境污染的责任意识要弱于本国工厂，但却高于当地企业，因为按照规模经济要求，他们自然会在世界各地都采用一样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如果发展中国家采用比跨国企业母国更加严厉的国家标准，国际化要求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中国汽车尾气排放标准要比美国严格，因此，在马上就将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中国，通用和福特两大公司要想赢得竞争，他们就得开发更好的节能技术，生产更加环保的汽车，而这也将回馈美国国内市场。

瑞典是一个小国，尽管国内市场规模很小，但却造就了一批全球性特大企业。不过，瑞典并非孤例。欧洲的另一个杰出代表就是荷兰，全球500强企业，荷兰占了14家，涉及银行、油气、保险、航空航天及电子制造等领域；瑞士紧随其后，入围全球500强的企业有11家，包括5家世界一流金融企业和两家制药企业。加拿大也有16家全球500强企业，分布在金融、保险、金属、航空航天及汽车零部件等行业。或许最让人震惊的是，全球500强企业有14家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韩国，在韩国政府明智的政策指引下，现代集团成长为世界性的汽车生产商，三星与LG领导的韩国电子行业也是生机勃勃。未来20年，韩国必定会重复20世纪日本非凡发展的历史轨迹，虽然今天人均国民收入依然较低，但是会逐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在全球企业500强榜单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依然表现平平，总共只有56家入围，仅占11%。这些国家企业成功上榜的障碍不在于缺乏资本和技术，这两个要素他们都很充裕，问题在于缺乏足够合格的企业家和经验丰富的经理人，他们是创立并经营极其复杂、不断创新的全球性大公司的关键因素。丰田、宜家、埃克森美孚等全球特大企业，经营范围遍布全球，不仅必须创建、经营并管理好庞大的全球性工厂及办公网络，合理使用几十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且必须管理好全球性分销网络，满足几十个国家不计其数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与各自偏好。况且，这些市场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变动不居，有时循序渐进，有时瞬息万变。因此，即使中国经济飞速增长，财富积累不断增加，全球500强也只有24家中国企业上榜，比加拿大多不了几个，甚至跟小小的荷兰相比，也是相去不远。而且，这些中国企业的经营范围基本还是局限于庞大的国内市场。与此类似，入围全球500强的印度企业只有6家，少于西班牙和澳大利亚，曾经的超级大国俄罗斯仅有4家企业上榜，比小小的比利时和瑞典都少。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家的缺乏往往就是这些国家不良政策的反映，这些政策给那些有志于开创新企业或者扩展既有事业的企业家设置了数不清的重重障碍，阻止他们挑战那些往往由豪门世家控制的老旧企业。其实只要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执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取得韩国那样的经济成就。

如果一国政府坚持执行冥顽不化的恶劣政策，把外国投资与专业技术拒之门外，那么全球化进程一定会让该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付出沉重代价，在这方面，俄罗斯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早期，俄罗斯采取大量措施，引进市场经济，绝大部分行业实行私有化，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但是，在其他各个方面，俄罗斯搭建了一个全世界最糟糕透顶的市场竞争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刚刚实现私有化的老旧国企享受体制性优惠，效率极低，死气沉沉，而那些新兴企业，无论内资还是外资，都被置于不利地位。老企业可以获得大量政府特殊补贴，享受减税优惠，甚至可以免除债务。因此，新企业根本无法与他们竞争。外资公司只好撤退：近年来，俄罗斯的外商投资规模仅占6%，而波兰高达42%。外资撤退导致的结果就是，俄罗斯核心产业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国民生产总值一蹶不振。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但从石油行业获利甚少，因为俄罗斯石油行业的生产力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石油企业的30%。一度在美国市场上冲锋陷阵的俄罗斯大型钢铁企业，生产力水平下降到美国同行的28%，仅相当于巴西的40%。与此类似，俄罗斯房地产建筑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仅能达到美国企业的10%，低于巴西三分之二，主要原因就是国有银行私有化之后，不愿意为这些企业提供抵押贷款。因此，90%的俄罗斯居民住房是用我们能想象出来的效率最低的方式建成的——在拿到上百个政府部门的盖章许可之后，由房主自己一砖一瓦搭建起来。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已经无足轻重：2006年，俄罗斯的GDP是9 870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7.5%，英国的42%，低于西班牙和巴西，仅比韩国高出10%。

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企业的经营特征和基本需求，这些企业的雇员对此将会深有体会。几个世纪以来，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大公司，无不利用规模优势，追逐自己所需的最基本资源——资本与劳力。但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大型跨国企业而言，劳力与资本很容易获得，成本相对低廉。因此，这些企业的基本经营战略就不再集中于获取这两种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稀缺的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对当今大多数全球性企业而言，这是更为关键的基本资源。其中，智力资本包括：专利、品牌、独特经营模式以及专业人员与经理人的经验知识及其互动关系；政治资本包括：有利于自己的法规条例、税收政策、政府补贴，以及保证上述有利条件得以实现的企业母国与主要市场所在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与相互影响。

“观念经济”（“idea-based” economy）作为一个模糊概念，提出来已经有些年头了，全球化使之变为具体现实。自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企业在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已经与实物资产不相上下，无形资产不仅包括传统的专利与商标，而且包括品牌、数据库资源、企业组织改革方法以及落实这些思想观念的人力资源，而实物资产主要就是设备、土地、厂房等。企业资本重心逐步转向无形资产，这与计算机技术、软件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和迅速普及进程相吻合，这种转移也将在新产品及新工艺的开发与应用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企业申请专利、注册商标、树立品牌形象、建立企业数据库，甚至改变组织结构、进行高端业务培训，拥有自己的新产品、新工艺，都是十分关键的决胜因素。投资者对企业进行资产评估的方式，已经清晰地表明了这种转移趋势。20年前，美国150强公司实物资产的市值总额，也就是所谓的“账面价值”，占其全部股票价值的75%。一个公司的价值基本上只是体现在那些可以变卖的工厂、设备、房产等实物上。到2004年，美国150强企业的账面价值仅占其股票总额的36%。如今，各大公司将近三分之二的价值，来自各自掌握的知识及其拥有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