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生

15年前的1965年，中国西藏自治区诞生，标志着从民主改革时期开始的西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西藏民主改革中，从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藏到1959年粉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农奴主叛乱，数以百万计的西藏农奴和奴隶们站了起来。渐渐地，他们从曾经主宰过他们身体和心灵的封建神权统治者手中夺回土地和牛羊，从乡村到地区建立起代表自己利益和愿望的地方国家权力机构，一场不可逆转的变革来到“世界屋脊”之上。

根据宪法规定，随着西藏自治区的诞生，中国这个拥有多个民族的广袤土地上，已经基本建立了以工人和农民为基础的省级政府和民族地区政府（除台湾省）。

在西藏内部，从宣布实行民族自治政策以来，变革进程愈加深入和迅猛。西藏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千年才能完成的从中世纪农奴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而推翻旧制度则是1959年以来的西藏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

截至1962年，西藏完成了土地革命，在时间上比中国的其他地区晚了大约10年；1975年，西藏农业和畜牧业向人民公社转变已经十分普遍，比国内其他地区晚了15年。

就物质方面的进步而言，西藏和内地省份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从现在起到20世纪末在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时间表上，西藏与国内的其他地区步调一致。

总之，两次革命让西藏重获新生，这是当地的旧统治者始料不及的。1959年，达赖叛逃国外，也背弃了两次革命；紧接着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西藏社会开始快速发展。对于如何准备和启动发展，共产党人成竹在胸。各个时期的主要发展策略均由毛泽东亲自制定或直接批准，周恩来则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着核心的指导作用。发展的动力来自数世纪以来的压迫给农奴和奴隶带来的苦难。意识的不断苏醒引燃了发展，进而粉碎了旧的农奴制度，推动着西藏走向新社会。发展是稳定而渐进的，并且始终充满了活力。

在本书中，我力求主要通过一些基层群众的自述经历，表述一些重大事件。

当时，西藏还处于活佛统治的时代，活佛的统治不仅是一个权力机构，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尽管寺庙和贵族上层社会的顽固分子已经在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做出承诺[1]，但在1959年的叛乱中，他们依然竭力阻挠和平民主改革。他们诉诸反动暴力，妄想通过反革命暴力和大规模的行动来实现根本上的改变，其目的是图谋在西藏重新恢复旧的社会秩序。

毛泽东对此早有预料。1952年，他在告诫进藏干部和进藏部队的讲话中说，在藏族人民自己要求变革之前，要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包括宗教习惯），不干涉当地的社会结构。对于中国共产党各级干部中出现的急躁情绪，他曾经这样警告过：

他们[2]不愿意将协议付诸实施，我们不妨暂时停下来等一等。拖的时间越久，形势对我们就会越有利，而他们就会变得越弱。拖延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相反很可能会带来好处。让他们继续残酷压迫百姓，我们则要把精力放在搞好生产、贸易、修路、提供医疗服务和统战工作（团结多数和耐心教育）上，把群众争取过来，在讨论全面贯彻协议前要等待时机。[3]

他还说：

如果西藏反动势力胆敢发动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会早一点获得解放，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这两个推测都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主要任务是要全面落实几年前签订的协议，其中包括启动改革的协商机制。达赖喇嘛对此表示支持，并且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在行动上，他和他领导的噶厦政府却与协议内容背道而驰，他们支持各种反动组织（有些组织甚至打着“人民大会”[4]的幌子），帮助煽动外围力量发起叛乱，并且与流亡国外的分裂分子、帝国主义分子以及其他的外国势力加紧勾结。

同年，中央政府在政策上继续保持了克制，并且把改革的时间又推迟了6年，决定到1962年再实行改革。进藏做准备的工作人员撤了出去，当地干部的培训工作也暂缓进行。但是旧势力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他们想钻空子，借机组织策划全面的叛乱。1959年3月爆发的叛乱，使得他们在数日内匆忙逃往边境，这种做法也彻底将他们孤立了起来。

在1959年之后的几年中，西藏另一位活佛班禅额尔德尼首先宣布实行改革，并且担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但不久，班禅迫于本阶级的利益和势力带来的压力，被卷入反对改革；叛乱分子企图将改革扼杀于襁褓之中。1964年班禅代理主任的职位被撤销，1978年他再次回到公众的视线里，并且公开称赞西藏业已完成的基本改革，呼吁那些反对改革并已逃往国外的上层人士回西藏看看，这其中就包括达赖喇嘛。

从1976年起，身处印度的达赖喇嘛也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西藏人民生活幸福”他也要回到新西藏，并且反对分裂。

达赖的想法受到藏汉民族的公开欢迎，官方的和非官方都有。他们明确表示，不管达赖是临时回来看看还是永远留下，都会受到欢迎。

这一点是本书写作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不过，达赖喇嘛真的愿意在自己过去签订的协议基础上回到西藏，团结中国人民，不阻挠西藏实现基本的改革吗（目前为止，西藏的改革已经稳固实现）？如果是，那就不存在什么障碍，包括他1959年坚持发动的西藏叛乱。如果不是，他这样做是不是还想继续做分裂分子和1959年西藏反动叛乱的象征和代言人？当然，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法逆转！

这也反映了当时更大范围内的普遍现实。在西藏和全国其他的地区，无论是农奴主过去几百年来的压迫，还是借助外国势力对改革进行的阻挠，取得胜利的劳动人民都愿意不去追究他们过去犯下的历史罪行。1978年，由于这个原因服刑的最后一批犯人获得释放，公民权利也得到恢复。但是，这个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以及在此框架下各民族享有的自治权利，不容讨价还价。

不管达赖喇嘛最后何去何从，关键的一点是，西藏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斗争已经证明了新制度所具有的优势，这个优势的基础是西藏人民已经取得的巨大变化。[5]在社会方方面面的裂变中，曾经的深重压迫变成用语言难以描述的力量而得到释放，曾经遭受蹂躏的人们变成了最有力量和最富有创造力的人。与其他所有真正的革命一样，获得解放的人们对于这种裂变既充满喜悦，又备受鼓舞。而对于乐于见到革命的人来讲，他们不仅会满怀喜悦，而且也会从中获得教益。

劳动人民在摧毁了压迫他们1200年的“神圣”农奴制度的过程中，也移除了帝国主义两个世纪来渗透西藏的基础。西藏第一次回到人民的手中，他们的激情和创造性潜力有了施展空间。

其实，裂变也是一种融合，共同革命的纽带将西藏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其他地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古代，这种联系就已经根深蒂固，但不可避免的是它的运作要通过包括西藏在内的全中国各级封建机构来实现。后来，由于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