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藏族干部：从长征到今天

s）青稞。利息上涨得太快了，没过多久家里的牛羊都被牵走还利息了。解放前，除了欠债我们一无所有，是毛主席领导的党和军队把我们救出了苦海。从那时起，我们家和全体人民才开始过上人的生活。

“解放前，我只上过一年小学。解放后，党送我到青海民族学院和青海干部学校学习了三年。那就是我接受过的教育。现在我是一名领导干部，一定不会忘记自己的穷苦出身，永远不会忘本。”

西罗旺扎，1976年是一名藏族工业干部，担任西藏自治区机修厂副厂长。该厂当时是西藏最大的几家工厂之一，有好几百名工人。西罗旺扎42岁，身材瘦高，态度温和，头上有少许白发。在他介绍完工厂的情况后，我们向他询问了他本人的一些经历。

刚开始我们只是随便问了一些问题，没想到他的回答比流传到今天的藏戏内容还要丰富。他的个人经历将中国革命第二代藏族干部和第一代藏族干部活生生地联系到了一起。

西罗旺扎的家乡位于川西大渡河附近。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英勇的红军跨过了大渡河，他们的英雄伟绩使大渡河享誉中外。1935年，西罗旺扎出生，也就是那一年，红军完成了这个历史壮举。西罗旺扎回忆说：七岁的时候他就听说红军的种种传说以及人们对红军的敬仰。红军离开前曾告诉他们说：“再过八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还会回来。”快到第八个年头的时候，人们回忆着当年红军说过的话，再后来大家就渐渐不抱希望了，但是红军后来真的回来了。当时是1950年，这一次是解放军来了，而且留下来不走了。

西罗旺扎说：“事实上当年有少量红军战士在我们附近的地区隐蔽了下来。他们因为伤病被留在这里，在当地老乡们的保护下，他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富人和国民党对此事从不知晓，我自己也是解放后才知道的。解放后，我们召开过一次会议，他们至此才公开自己的身份。”

与此同时，西罗旺扎也受尽了苦难。很小的时候父亲被迫给国民党修机场死在那里，是姐姐一手将他抚养到十岁，之后他以给人放羊为生。

“1950年解放军来了，我们高兴得嗓子都喊哑了。他们跟我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朝鲜打仗。我想参军，但是因为年龄太小，加上身体弱，没有被接受。就因为参军的事情，主人用木棒打我的腿。你们看，这就是当时留下的伤疤！”

西罗旺扎卷起裤筒，露出当年膝盖骨被打碎后留下的伤疤。

“1953年，乡上一个干部看我走路一瘸一拐的，就用马把我驮到党委机关。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份轻松的工作，吃穿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同时我也开始有了新的想法。两年后我去了西藏。原本我要被送到成都的民族学院学习，但我的想法是，如果要去什么地方，就一定要去拉萨。当时我还信佛教，一心想到大昭寺为死去的阿爸祈祷，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请喇嘛念经还要付钱。极度失望之中，我离开拉萨去了日喀则，在共青团委机关当通信员。在那里，我的思想慢慢开始转变。记得有一次念经的时候被书记看见了，他问我：‘你亲眼见过神吗？’我当时十分生气，反驳他说：‘你们不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吗？’他用平静温和的口气对我说：‘对于我们人来说，难道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信吗？’之后我们两个又谈了很多，我也开始明白除了宗教的确还有许多其他更实际的信念。1956年，我加入了共产党。

“1957年，我被送到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学习。1960年，又被送到北京学习机械，膝盖上的伤在那儿也得到治疗和康复。当时教我的工人师傅问我走路为什么一瘸一拐的，我给他讲了自己过去的经历。他听完后非常吃惊，并且和工厂的领导一道安排我去积水潭医院看病，这可是中国最好的骨科矫正医院。医生从我腿里面取出一些碎骨，21天后我就痊愈了，又可以重新开始工作。对此，我十分感激共产党！

“1963年，我在青藏线格尔木汽车修配厂工作。1970年，我来到这里工作。”

这一代的藏族干部有数百人之多，他们都有着类似的经历。



第三代藏族干部


近年西藏逐渐成长起来的藏族干部是“第三代”干部，他们是从西藏本地走出来的第一批干部。

第三代干部中有一位名叫巴桑出身奴隶的女干部。20世纪70年代末，她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兼政府副主席，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9岁那年巴桑成了孤儿，从那时起她就开始了奴隶的生活。20世纪50年代中期，年仅13岁的巴桑再也无法忍受主人妻子的虐待和折磨（至今身上还有伤疤），便找到解放军寻求保护。1957年，她被部队送到内地学校上学，1959年在学校入了党。之后，她作为学生，回到西藏参加平叛和民主改革。开始的时候她只是县妇女工作部门的干部；她的忠诚、才能和干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不久便被提拔为副县长。十年后，她进入自治区党委担任党委书记。后来，她还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且两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热地是自治区藏族高层领导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位。和巴桑一样，他也担任过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政府副主席。1959年民主改革时期，他刚满21岁，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奴牧民。在那场变革运动中，他的才干和勇气得以展示。随后在党的教育下，他的悟性和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2年，刚刚30岁出头的热地担任家乡那曲地区的地委书记。1982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热地的经历体现了藏族干部成长过程的另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具有丰富经验的汉族老干部积极培养藏族干部，然后再让他们来接任自己的职位。1976年，热地在那曲的前任和导师张绍先任商贸局局长，而热地在地区政府架构中是他的直接上级。

多吉才让也是一位自治区党委成员，比热地小一岁。1979年，他担任日喀则地区党委第一书记。日喀则地区有19个县45万人口，粮食产量占西藏全区产量的1/4，畜牧业占西藏全区畜牧业产值的1/3。

当时西藏所有地区的地区级领导均由藏族干部担任，西藏全区70个县有60多个县的县领导是藏族干部。

焕新，民主改革时期的农奴，任北部牧区安多县领导。他曾步行加骑马去过全县所有偏远的公社，为安多县畜牧业经济从贫穷到繁荣做了大量的工作。

拉珠，白朗县第一书记，民主改革前是贵族庄园的家奴。

拉巴，1973年起担任阿里地区（西藏西部）普兰县书记，帮助该县甩掉了本地区最穷最落后的帽子。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第三代以后的藏族干部在民主改革时期年龄还小，在这里我并没有提及。他们没有经历过解放前的日子，大多数人从孩提时代就受到了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完成或正在接受技术方面的培训。这些培训将有利于他们投身到西藏自治区现代化建设的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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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也要写一下“四人帮”对干部造成的伤害。

在中高层干部中，“四人帮”寻找一些软弱的投机主义分子或野心家。这些人不通过党和国家的正常渠道汇报工作，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