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藏族干部：从长征到今天

后，我们找到了吃的东西和住的地方。在定边，我们追赶上了毛泽东主席的队伍，当时就像回到家一样，不会再被张国焘牵着鼻子走了。

对于我们藏族红军战士，毛主席给予了特殊的照顾。1936—1940年期间，我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刚开始的时候学习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而我们这些学生对于教我们的老师来说就更难了。我不会说汉话，只会说藏语，而且还不是标准藏语，我讲的藏语是我们本地方言。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汉字对我来说实在太难，所以我就学习了拉丁字母，这可帮了我的大忙。从那以后，我喜欢上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拼音。

接着我又到延安民族学院学习了五年（在经济系学习）。我负责食堂和采购，那是具体实用的经济学。最后我又回到党校参加更高级课程的学习。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被分到内蒙古，在乌兰夫手下做了两年经济工作，然后又在土地革命中做群众工作，我觉得后者更适合我。我接受的教育不连续，从事经济工作对我来说十分困难。

1947年解放战争中，我们发动了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我又回到了部队。1949年我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斗。重新到党校学习后，我参加了挺进华南的战斗。这就是我曾经受到过的全部教育，从做实际工作到上学，然后再从学校到实际工作，然后又周而复始。

1950年对四川藏族地区的解放即将开始，党委要求我所在的单位尽快把我调往北京，让我和本民族同志一起做准备工作。1951年，我在甘孜组建了藏族士兵团，它是共产党领导下历史上第一个藏族武装力量。

你可以说我是党长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一个典型，过去我是农奴放羊娃，现在我承担着很多责任。我常常想：尽管能力差，但我不能让党失望。每每想到自己做的工作很少，辜负了党的期望，我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才37岁，还能继续学习，还可以为人民工作很长时间。

不幸的是他无法再为人民工作了。1976年我向天宝打听索南的情况，得知他几年前已经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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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张珍贵的照片幸存了下来，由埃德加·斯诺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红军刚刚结束长征，这张照片反映了天宝、杨东生和扎喜旺徐年轻时候在延安的情景，见本书插图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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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历史，怎么会有人说共产党与藏族人——尤其是与农奴和奴隶——“对立”。其实很久以前在长征时期，他们的心就已经向着共产党，很多人长眠在红军的烈士陵园里，还有些人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党教育了他们，并且把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送回去，让他们去把自己民族的人民从一千年来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共产党和藏族人对立吗？

同样的错误还包括制造出“康巴人”这个名词，它指的是住在西藏东部和其周边的藏族人，但也曾被错误地用来称呼20世纪50年代末的叛乱分子。

它是封建统治阶级顽固分子和他们的走狗玩弄的新花招，这些叛乱分子是旧制度的维护者，妄想通过最后的努力重新恢复过去邪恶腐朽的旧制度。

很多参加过长征的藏族人都是康巴人，索南便是其中之一。后来，还有很多康巴人跟随着这些人的脚步向前进，为给西藏人民带来新生活的革命事业努力奋斗。



第二代藏族干部：1950—1951年


第二代藏族干部很多现在已是西藏中层和高层干部，他们主要来自西藏周边省份的藏区。他们于1950至1951年接触到党和人民解放军，此时适逢党和人民解放军进藏前夕。过去自己遭受的苦难和现在新的感受，加上对老红军的记忆，使他们将革命看作自己阶级和民族的希望。

洛桑次诚，现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是一位第二代藏族干部，1976年在拉萨的时候我们和他有过交谈。他身材瘦长，表情和手势十分丰富，闪烁的目光既热烈又富有幽默感，不但体力充沛，而且精力过人。他的谈话通俗准确，表现出他对本地区工作全面细致的掌握。他可以不用笔记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讲出它们的粮食产量和潜力，然后又详细描述某个偏远草原上的大片土地，虽然长期被认为不适于耕种，但又有一些模糊的证据表明几个世纪前那里曾经种过庄稼。他可以从本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开始谈起，然后又转向为什么农民喜欢骡子而不喜欢马，牛对高海拔的反应，以及为什么引进产毛量很高的羊。尽管这种羊似乎非常适应西藏的气候和牧草条件，其仍然需要和当地的长腿羊进行杂交——牧民们以为这种羊不去陡坡上吃草是因为其“很懒”，其实是因为它们腿太短。他顺便还就羊毛和羊肉的产量将国内西藏、新疆和其他地区的羊与新西兰的羊进行了比较。他的讲话既魅力十足，又让人印象深刻。

洛桑次诚告诉我们他父母是昌都人，为了逃避压迫从四川巴塘逃了出来。15岁他开始做木匠的学徒，做门窗做凳子就干了六年时间。1950年人民解放军来巴塘，他和其他小伙子都被吸引住了。人民解放军给了这些年轻人一些学习的机会，其中就有他。但当时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他父母不同意。因为相信迷信，他找人算了一卦，算卦的人建议他去上学，他父母也就这样被彻底说服了。他上的学校在康定，当时解放军第18军正在那里做进藏前的准备工作。

到康定后不久，他又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去内地进一步学习，也可以跟部队一起去西藏，当时他选择了后者。他回忆说：“我喜欢和藏族人在一起，对西藏的情况我也更熟悉，那里既不是那么陌生，也不是那么遥远。”1963年，他又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半，当时他已经是一名党员，在斗争中得到了很多锻炼。

讲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既风趣又热情。这个不识字的木匠学徒后来到底做了什么，党又把他塑造成了什么样的人，我们已经做出了描述。

郑英，1976年任日喀则地委书记兼地区政府副主席，也是第二代藏族干部。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做事从容不迫。他出生在四川藏族自治州甘孜一个负债累累的农民家庭，家里有五个孩子。1950年17岁的时候他参了军，穿着军装来到西藏；1953年，在民主改革前艰难和复杂的时期，他复员转到江孜共产党党支部工作委员会工作。在农奴主发动叛乱的前前后后，他都始终处于斗争和变革的第一线。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西藏已经处于社会主义阶段。作为一名主要的领导干部，他在农业生产的组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让日喀则地区的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1976年任山南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是一个来自青海省的藏族人多吉本。青海省在1949年获得解放。多吉本家是半农奴佃农，和西藏的农奴阶级堆穷类似，给一个有田有畜的大农奴主家做差役还债。他说：“夏天我们给他们种地，冬天给他们放羊，我们一年四季连吃的都没有。”在青海，劳动人民遭受的压迫更多，既要受到国民党军阀和官员的压迫，还要受藏族僧俗上流社会的压迫。

多吉本继续说道：“小时候，从炎炎夏日到数九寒冬我穿的唯一一件衣服是一片没有衬里的羊皮，我也从来没有穿过鞋。十岁那年，家里从喇嘛寺借了三藏克[5]（mea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