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藏族干部：从长征到今天

第一代：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藏族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论谁盲目地支持“中国侵略了西藏”这个谬论，都应该认真思考两个历史事实：一是1300多年来，汉族、藏族和中国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很多世纪以来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国家；二是藏族人民曾长期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多民族革命。

藏族同胞参加革命可以追溯到震惊中外的中国红军长征。1935年长征期间，党的民族自治政策首次运用于当时的西康省甘孜藏族苏维埃政府。现在的甘孜州是四川省两个藏族自治州之一。

最早一批藏族共产党干部仍然健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了红军长征。起初，他们被红军中不同民族间的团结和平等以及其反对民族和社会压迫所吸引，接着他们受到“中国所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号召的激励。从1930年起为了实现全国的解放，他们一部分人接受了全面的革命训练，战斗在偏远地区的革命第一线。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政治觉悟和能力逐渐成熟。

由于作战地点的变化，这些藏族干部长期以来无法接触自己的民族和地区，但是他们渴望有一天能回去战斗。作为准备，经党组织特意安排，一些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一起工作，尤其在内蒙古地区，那里的贵族封建势力和寺庙的统治交织在一起，与西藏的情况非常相似。1949—1951年间他们终于回去了，首先回到他们土生土长的藏族地区，然后又回到西藏，在那里他们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桑吉悦希也叫天宝，天宝是他在长征途中取的名字，也更加广为人知。1976年，天宝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另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藏族干部叫杨东生（协饶登珠）。1979年，天宝当选西藏自治区主席。[1]

在拉萨，这个藏族共产党老战士给我们讲述了他怎样从18岁的穷喇嘛成长为红军战士以及以后的经历。下面是他当时所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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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始终坚持和实行民族平等。在党的领导下，广西成为第一个有少数民族——壮族——参加革命的省份。韦国清就是一个广西壮族人，现在他是党的政治局委员。

在长征中，其他民族开始和红军进行接触，包括湖南和贵州的苗族，以及四川和云南的彝族。刘伯承司令员和彝族首领曾经歃血为盟结为金兰，很多彝族同胞加入了革命队伍。在四川甘孜和阿瓦地区，也有像我一样的藏族同胞参加了革命。

我们为什么要加入红军？我要提到我的家乡阿瓦地区。在那里，藏族和汉族人民有联合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传统，该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更为重要的是，红军这支新军队视我们如同兄弟，它不允许使用过去大汉族主义者将我们称为“蛮子”（未开化的人）的称呼，喊出的口号也正是我们想要的，“打倒汉族封建官员和藏族土司！[2]”“分田分畜！”“实行民族自治！”

很自然地我们开始支持中国苏维埃政府，但最初我们连苏维埃是什么都不清楚，不知道它是人还是个组织。

当时国民党到处散布红军的恐怖谣言，甚至说红军吃小孩。所以，一开始我们都逃走了，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我自己也逃跑了，我的一些年轻朋友也和我一样。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又悄悄地跑回来想看个究竟。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红军把土司家的酥油和衣服分给穷人！看到这些我们都涌回村子，当地成立红色警卫民兵连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做出了响应。

这个民兵连非常不“正规”，没有任何统一的服装，只在腰上缠上红布。我们到处搞宣传——“红军和其他部队不一样，红军战士不打人不骂人！支持红军！打倒汉族封建官员和藏族土司！”附近的劳动人民也积极响应我们。

红军离开阿瓦的时候，我们很多年轻人也跟着一起走了，其中就有杨东生书记[3]、胡宗林、扎喜旺徐[4]等。

接着红军开始了没有规律的转移，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一会儿向这儿，一会儿又向那儿。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因为红四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叛变了革命，他不想往北前进打日本，就命令自己的部队穿过甘肃和新疆向西走，他称之为：“打开通往苏联的国际通道”。事实上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恐怖之旅，并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时红四军有两千名藏族战士，但大多数都牺牲了。如果没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将会有更多经历过长征的多少藏族老干部现在依然在工作！但是，现在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

长征结束后，在延安，党想让我们学习知识，以便今后为我们自己的民族服务。当时红军很穷，但无论什么东西都和我们一起分享。尽管我们还不是党员，但却被送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当时第7班有藏族、彝族和苗族学员，大家都参加过长征。1937年后抗日战争时期，新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回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从那里过来了很多学生；延安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学校，蒙古族老一辈革命家乌兰夫任校长，当时录取的一些人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

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这些藏族同志被派往内蒙古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战斗在从北到南各个战场的前线上。1949年北京解放后，中央组织部到处寻找我们。杨东生当时在长江下游的第四野战军，一些藏族战士曾经在这个军战斗过并献出了生命。我本人是在北京被“找到”的，当时是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后，我们参加过长征的藏族战士随解放军到四川，后来一些人又来到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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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参加过长征的战士叫索南（也被称沙乃）。早在1955年我就见过他，当时他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副主席。他个头不高，圆圆的脸，很乐观，当时年仅37岁，已经是一位将军，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同时也是解放军第一藏族团的领导。有关他的故事在我们下面的谈话记录里面会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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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我17岁，当时正在放羊。我家是农奴，所以要给贵族交粮食和木材。红军在我们村停留了13个月，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的人，那么好的伙伴。1936年他们离开的时候我跟着他们一起走了，当时对于政治我了解很少。

我们村有20名左右其他藏族青年也参了军。大家都来自条件很差的农村，曾经过的都是苦日子。但是那次长征的条件实在太艰苦了，一些人倒下牺牲了，特别是在无人居住的草原沼泽地区。除了野草根我们没有其他东西吃，当时非常需要马来运东西，但为了能有力气继续前行，我们甚至要吃一些军马。

在毛儿盖，当地的藏族民众听信了国民党的谎话，向我们的队伍发起进攻。尽管我们当时都饿着肚子，但还是要冲过去。此外还有人在战略要地腊子口等着拦截我们。我们知道他们上了国民党的当，所以我们就穿上了本民族的服装，他们对藏族开枪的时候会犹豫一下。在一片树木繁茂的斜坡上他们伏击我们，并且朝我们大声喊：“离开那些汉人！我们准备开枪了。”我们也抓住机会向他们喊话：“不要开枪！我们部队不要你们任何东西，我们只是从这里经过要去打日本鬼子。让我们过去！”由此我们帮助部队和藏族兄弟双方都避免了伤亡。到达甘肃省和陕西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