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控诉者

这一章写得很艰难，读者读起来也会很痛苦，有坠入地狱之感，但好在结局不错，人间地狱已经被彻底终结。

本章提到八个人的故事，七男一女。其中有三人来自拉萨，四人来自日喀则，1965年我和他们见过面，并进行了采访，还引述了一位我并未谋面的年轻人的故事。故事涉及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人世，但是我见到了其中一些人的遗骨。对于八个活着的主人公，两人被挖眼，一人被挑断脚筋成了终身残疾，一人手臂被枪打断，一人一只手被砍，一人一只脚被切掉，一人被打成聋子毁了容，还有一人如果当时没有侥幸跑掉，将会因为祭祀被活活埋掉。

这些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故事对旧西藏的农奴制度进行着无可辩驳的控诉，活着的人亲口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死去的人他们的白骨就是无声的证据。



皮匠扎西


我无法忘记扎西。他个头不高，年龄37岁，英俊的脸庞因疼痛而悲伤，但疼痛并并未掩盖他的清秀。他拄着拐杖在一个女翻译的搀扶下来到屋里，他那裹着绷带的左腿悬着，已经萎缩。尽管已经过去了七年，现在伤口依然溃烂着。

扎西说他是个皮匠，干这种活的人过去在西藏常常被人瞧不起（类似的还有铁匠、屠夫和皮革工）。他的家在当雄草原，他和部落的放牧人都是拉萨哲蚌寺的农奴（在西藏牧区，整个部落实行集体奴隶制，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关系）。

他说：“过去，皮匠经常要走村串户找活干换一点粮食。当时是1958年，我正带着一袋麦子准备回家，三个衣着光鲜的人骑着马追了过来，他们骂我说麦子是从他们主人地里偷的，当然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因为我根本就没偷。即便这样我还是被绑了起来，全身被打得到处都是伤，然后被关进县里的监狱，脚被链子绑在柱子上，一连几天都不给吃的。阿妈听说我在那里，就哭着乞求给我送点吃的，但还是被拒绝了。随后，宗本[1]的儿子带着几个随从对我进行了审问：‘你为什么要偷麦子？’接着，他们在屋子的四周挂起了刑具，想吓唬我开口讲话。”

扎西对我说，他不承认偷过东西。他们解开他的脚镣把他带到外面，他们将他的脸朝下死死按在两块板子上，其中一个人用草原上藏族人随身携带的藏刀把他左腿膝盖下的跟腱挑断。

“当时你想到了什么？”

“我想……这下我肯定活不了了。但我是清白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们这样做，似乎不是因为我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其实我什么也没有！为什么我这么年轻就要死掉，而且比阿爸死得还要早？如果我死了，阿爸、阿妈、老婆和孩子以后该怎么办？”

“在监狱里，你没有想过给解放军捎话让他们来救你吗？”

“没有。当时还没有完全解放[2]，我们的思想还很迷茫。首先，我不敢那样做。没有特殊的许可，农奴主不允许我们接近解放军。第二，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找解放军，他们不停对我们说：解放军很坏，他们不信神，也不信教。”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扎西说他们把他撂在一个风很大的院子里就走了。他流了很多血，当时阿妈恳求他们允许把他抬到屋里，但没有得到同意。一直等到第十天，他们才允许她和邻居将他抬回家。这时，他已发高烧，腿也肿了起来，伤口都化了脓。

扎西一边说一边把绷带拉开：“你们看，现在这腿还化着脓，能活到现在我已经非常幸运。一个月后，阿妈捎话给解放军医疗队，医疗队来了个医生，还给我带了药。看到我们住的条件那么差，他还给我们送来吃的，这件事我们没有告诉头人。”

扎西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丧失了劳动能力，整个家几乎都要塌了。头人跟他父母说：“你家里现在有个瘸子，你们就要替他干活。”就这样，扎西的阿爸被赶出去放牛，阿妈要从早到晚为宗本家做家务。有一次，他们说阿妈没有好好干活，把她绑了起来，一连四天都不让她回家。当时扎西还不能下地走路，家里只有五岁的小弟弟。扎西说：“当时家里的炉子灭了，我点不着，给弟弟说了怎么点他也点不着，而且他只是坐在那里哭喊：‘我饿！我冷！’当时我也哭了，我不是为自己哭，我是为阿妈难过。担心她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挨打了。我恨我自己只能躺在那儿，什么也帮不了！他们该怎么办啊？”

扎西说：“那段日子十分煎熬。”事态的发展证明了那段时间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不久奴隶主叛乱，大批人民解放军来了。紧接着武装工作队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和老百姓一起开展“三反”和“两受益”运动。

“三反”是西藏民主改革的第一步，主要包括：（1）反奴隶主叛乱；（2）反奴役；（3）反差役（不付报酬的封建劳役）。“两受益”运动只在牧区开展，意思是让牧民和牧场主双方都能受益，前提是牧场主不参加叛乱。那些参加了叛乱的牧场主财产被没收，并分给牧民。农区实行了“双减”运动，相当于牧区的“双受益”运动。

这些政策的进一步讨论以及牧区和农区为什么在政策上有所差异，在本书其他章节也有涉及。

参加叛乱的牧场主财产被分给了牧民，扎西家分到9头牦牛、6只绵羊和11只山羊。由于身体有残疾，他还分到一匹马。

宗本由于参加叛乱被抓起来调查。他的家人看到他们的地位在阶级斗争中摇摇欲坠，突然摆出了一副要和穷人交朋友的姿态。扎西说：“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来了后，宗本的儿子贡布拿着肉、酥油和酒到家里看我。他说：‘我们害了你，我代阿爸向你道歉。他当时下令把你弄残的时候喝醉了酒，其实他也不想这样干，我们当时都喝多了。’”

扎西质问贡布：“你为什么不敢讲实话？”

听到这个“生来就低人一等”的扎西这样说话，当时贡布感到十分震惊，这种感觉甚至比武装工作队的到来还要强烈。接着，贡布又想做进一步的辩解。

扎西立刻打断他说：“那你为什么把我阿妈绑了起来？”现在，当时的受害人变成了主人。

但是，即使在最激烈的革命洪流中，革命也比反动阶级更加宽容。

扎西说：“我们召开了一场针对宗本的群众斗争大会。尽管他儿子想软化我，但我还是发了言。当时也没人叫我发言，但是我怎么能保持沉默？！接着，多桑姆堆也发了言，就是他挑断了我的跟腱。他说这么做都是宗本逼他干的，不然就要挨鞭子。贡布是个骗子，但是多桑姆堆说的是实话。作为牧民，他是人家的家奴，就要受人家的控制。如果他不替主人打人，主人就要打他，这些我们都亲眼见过。所以，当他说永远都不会再这么做的时候我相信了他，而且也原谅了他。

“但是，我永远不会原谅农奴制度。这个制度的背后不仅有宗本，还有他身后的寺庙基索（寺庙的经济总管）[3]。这个部门最后说了算，就是它毁了我们家。

“几年前家里还有几头牛，自从我们欠了基索的债，牛就全都被牵走了。家里的男孩就数我身体最好，他们把我捆起来去参加藏军，先是强迫我干活，然后又把我拉到拉萨当兵，我脖子上的伤就是当兵的时候被打的。虽然当了兵，但我的身份还是奴隶，还要给长官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