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取道印度侵犯西藏

在同一时期，英国发展成为最大的殖民主义帝国，形成了一个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殖民威胁。1757年普拉西战争后，英国开始占领印度，并将所有对手都赶出了印度。1769年，英国军队向紧邻西藏的不丹推进，日喀则班禅喇嘛为此还给之后很快成为印度总督的沃伦·哈斯汀斯写了一封抗议信。哈斯汀斯以狡猾而出名，他没有因为遭到抗议而沮丧。相反，他将此看作一个可以直接沟通的机会——可以通过西藏，进一步向中国内地其他西部省份渗透。这个哈斯汀斯，曾经强迫印度农民种植鸦片。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鸦片进行垄断贸易，此举为撬开中国东部的通商口岸奠定了基础。这再次说明，殖民主义对西藏的野心以及对中国其他地区的野心是密不可分的。

与在鸦片中找到打开中国海上大门的钥匙方法相似，哈斯汀斯也在茶叶中找到了打开西藏后方大门的钥匙。他的想法是将茶叶种在印度，让西藏来印度购买茶叶，这样西藏大规模的茶叶采购就远离了中国内地，却靠近英属印度。哈斯汀斯坦白陈述了其政治目的就是让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从而让西藏附属于英属印度。随后在阿萨姆邦和大吉岭种植茶叶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比中国种茶的省份更靠近西藏。

美国读者可以在这里将美国的历史与此联系起来。20世纪70年代，中国沿海省份向西方市场的茶叶运输已经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牢牢垄断。英国政府从茶的装船中收取过高的税收，这一行为引发了美国革命发展中的决定性事件——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爱国人士将茶叶倒进大海。中国西藏遭受的迫害与美国独立战士的公开反抗不仅仅有时间和境遇上的关联，而且还和沃伦·哈斯汀斯头脑中的强烈意识有联系。乔治·华盛顿取得萨拉托加战役决定性胜利后不久，哈斯汀斯这样写道：“……在西方世界，如果英国军队和势力遭受如此严重的打击，那在东方负责大英帝国利益的人就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责任，为国家荣誉的恢复而发挥自己的作用。”[7]

尽管在英国18世纪末的茶叶贸易政治中，中国和初期的美国都是受害者，但接下来的鸦片政治对两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美国独立后，该国商人就立刻开始在与中国的鸦片贸易中发挥作用，从而同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竞争。事实上，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成为了新英格兰各州的部分纺织投资，这便是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开端。

现在让我们从这个小插曲回到哈斯汀斯对西藏边境的直接行动上。在采取以上所述的措施之后，他的下一步行动便是缓和与不丹的压力，对班禅喇嘛进行安抚，还分别于1775和1779年派使者乔治·波格尔去日喀则。波格尔试图打开西藏与英国的贸易局面，但却受到了西藏人民和清朝官员的双重反对。因此，哈斯汀斯推断，唯一能和西藏协商贸易并进行其他接触的就是皇权所在地北京，但是想把波格尔送去北京完成使命的计划未能实现。波格尔死后，哈斯汀斯派塞缪尔·特纳出使日喀则，但也同样没能成功。

1790年，尼泊尔廓尔喀人入侵西藏，占领了班禅喇嘛的行宫——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为此，藏族人民向北京中央政府寻求军事援助，清政府立刻组织了一支军队，长途跋涉来到西藏。最后，这支军队将侵略者几乎赶到了加德满都，但并未在尼泊尔停留。

乾隆皇帝看穿廓尔喀人对西藏的袭击，明显是由迅速征服印度次大陆的英国借廓尔喀人之手发动的，这就是1793年乾隆拒绝英国多次提议想在北京设立大使馆的原因之一，也是他拒绝国王乔治三世使者马戛尔尼伯爵提出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原因之一。英国还请求为中国做好事，即“劝说尼泊尔投降”（这实际上本来就是中国军事作战的最终结果），而交换条件是允许英国派代表团与中国建立关系，同时英国可以和西藏进行贸易，但乾隆皇帝明确拒绝了这种要求。随着警觉性的提高，清朝中央政府命令西藏地方政府从今以后不能与任何外国官员交流或进行接触。

英国在西藏受阻之后，便开始接管尼泊尔。1791和1792年，英国强加给尼泊尔许多“贸易条约”，包括1801年的《居住条约》（之后被废除）和1851年借助武力强迫尼泊尔签订的《赛哥里条约》。该条约规定，尼泊尔不仅受英国保护，还要将与中国接壤的古冒恩和迦尔多尔（穆索里）割让给英国。

西方作家一直抱怨的“西藏不与外国建立联系”政策实际上是建立在全中国和藏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之上的。毫无疑问，这个政策避免了西藏重蹈其周边地区被吞并的命运。18世纪的印度、19世纪上半叶的尼泊尔、克什米尔和锡金等地在和扩张的英国建立“贸易关系”后，便逐步失去领土，并最终沦为英国保护地或殖民地。

在西藏关闭大门之后，英国越来越多地从与西藏地方进行贸易的传统印度教托钵僧中选择秘密特工。其中有一个人曾一度与波格尔和特纳一起待在日喀则，并想方设法潜入到班禅喇嘛身边做随从，并于1780年跟随班禅喇嘛去了北京。他将自己在西藏和北京了解的所有信息都告知了英印政府。

但总的来说，只要中国足够强大，总能够成功抵御外国的侵略和进攻。这一点在1790—1793年发生的事件中得到了证明。

1840—1841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发生了决定性变化。清朝（总体而言中国的封建制度）没能保卫好中国的海陆边境，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和分割标志着中国的危机变成了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民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