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晚期，1840—1911年

鸦片战争后英国对西藏的入侵


1841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开中国海岸线之后，克什米尔的统治者古拉伯·辛格就立刻开始了从印度次大陆征服西藏的新企图，但他的侵略军在高原的冬雪中被藏族人全部歼灭，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继续保持各自“原有确定的边境”不变。鸦片战争中有记载，汉族和藏族人民在前线主战场共同抗敌，藏族军队从四川省奔赴浙江省的宁波、定海等沿海地区抗击英军，其中两支由数千人组成的分遣队队长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8]

五年之后，已经牢牢控制克什米尔的英国转向对中国内陆边境的侵蚀。通过远在广州的官方接触，英国向中国提议对克什米尔和西藏的分界线进行重新测绘。这个想法一方面清楚表明英国认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向刚刚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英国海军开放广州港是一种威胁。尽管英国的战舰在沿海占有优势，但并不能驶入亚洲的中心地带。因此，清朝政府虽然受到威胁，但还是以所涉及边界线明确无误为由拒绝了英国。没有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负责西藏边境的藏族人拒绝英国政府的任何行动。当时英国单方面派出测量人员，未经协商就在自己的地图上画出了边境线，实行所谓“地图上的侵略”。[9]

19世纪50年代，尽管清政府持投降态度，四川藏族聚居区仍然爆发了反对建立帝国主义传教会（主要是天主教）的起义，起义还常常与反对藏族封建领主的社会斗争交织在一起。

1855—1856年间，距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间很接近，另一支廓尔喀族人入侵西藏。与60年前不同，清王朝这一次没有给予西藏有效的帮助，尼泊尔得到了在西藏当地的一些特权，包括在拉萨派驻受武装保护的传教会，给予尼人治外法权。而作为交换条件，尼泊尔许诺帮助西藏驱逐其他侵略者。这些事件使清朝的日益软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10]19世纪中后期，英印政府仍然没有准备好通过战争或者威胁进入西藏，因此便建立了一支特殊的“测绘间谍”队伍潜入西藏，绘制西藏地图。从1866年开始，他们的教练和指挥官就是印度调查局的科洛内尔·蒙哥马利。这些间谍是英国从新近掠得的边境领土中新培养出来的，外表像西藏人，也了解西藏的文化。沃尔德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训练他们全面掌握测量工作，如使用棱镜罗盘，描绘路线，读懂地图，会读六分仪，通过星象辨认方向，用沸点温度计测量海拔，”等等。[11]

其中一个名叫纳因·辛格的人伪装成一个拉达克商人兼虔诚的朝圣者分别于1866年和1874年两次进藏。他手指不断拨弄的念珠相当于一个可以计算距离的测距仪，转经筒中装的不是普通的符咒，而是一个罗盘和一些纸条，以备记录观察到的东西。

其他的间谍还包括代号为A-K的克里希那，他在19世纪70年代频繁进藏；还有锡金喇嘛伍金嘉措和萨拉特·钱德拉·达斯，两人都是语言学家，还曾编过一部藏英辞典。[12]

在英国对外扩张的全盛时期，“大英帝国”的建设者为这些间谍感到自豪。沃尔德赞美他们“在躲避和消除嫌疑方面具有非凡的勇气和智谋”。[13]殖民主义游吟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小说《金姆》对这些间谍曾做过专门的描述，他向青年读者渲染了前线那些情报工作者“密探行当”的魅力。此外，沃尔德还写道：“英国官员驻扎边疆的全部目的是为了寻找和西藏进行交流和贸易的机会，边境上的传教士也经常是敏锐的观察者和告密者。”[14]

1876年，英国政府觉得让“西藏敞开大门”的时机已经到来，可以直接给清朝施压以达成所愿，其借口是英国一个名叫马嘉理的初级外交官，在从英国刚刚控制的缅甸进入中国云南省勘测路线时遭到杀害。英国为了报复中国，在那年的《烟台条约》里强加了一条协议，即中国有义务给“考察队”分发护照，并给予他们保护，“考察队”的路线包括由北京出发经甘肃、青海或由四川等处入藏抵达印度；还可以由印度与西藏交界的地方入藏。因此，马嘉理的死意味着他生前没能打开的西藏之门在他死后对外敞开了。然而，由于西藏和中国各地人民的强烈反对，英国向西藏派遣人员的任务遇阻。



英国对西藏的第一次武装侵略


因此，英国对西藏的下一步计划就是直接的军事行动。1885年，为了“打开与西藏的贸易”，英国在锡金派驻军队。这个军事行动因为1879—1881年间修建的一条铁路而变得十分简单，该铁路的起点为印度平原，终点是英国从锡金手中夺过来的大吉岭。大吉岭除了具有战略意义，还是英国人为逃离暑热的“避暑之地”。受到威胁的西藏人民奋起抵抗，使在大吉岭的英国度假者产生了恐慌。1885年发生的这场短暂战争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是藏族人民斗争的极大勇气，这一点甚至连敌人都向他们表达了敬意。二是藏族各个阶层涌现出的反抗和抵制行动，这是已经对侵略者摇摆不定的贵族所不能平息的。这种普遍的行动已经扩展到四川的藏族聚居区，1887年这里的人烧毁了天主教堂，并赶走了外国牧师。

这与中国其他地区类似的武装和非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同时，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也在抵御法国的侵略（1885年在中国东南沿海），并帮助邻国越南赶走殖民侵略者。在四川西部，藏族人民反对传教士的斗争是中国全国范围内一系列反对传教斗争中的一部分，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在外国的侵略中，《圣经》和刀枪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当地遭到如此多的反抗后，英国转而向北京施加压力。1890年，它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由拉萨驻藏大臣和在印度的英国总督在加尔各答签署。该条约明确规定了“锡金的一切内政外交都由英国掌控”，划定了西藏与锡金的边界线，为“增进贸易便利”打开了通道。与1876年的《烟台条约》一样，这又是一个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

英国的进一步扩张中锡金的遭遇表明，藏族人民可能面临着相同的命运，藏族人民曾有过教训，自然，他们竭尽所能阻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实施。

然而，要求实施《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压力持续存在。1893年，一项作为《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补充的贸易原则，即《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在大吉岭签订。该原则同意英国从锡金进入西藏亚东不受任何限制，而且英国在那里享有治外法权，从那里运入的货物五年内免税。五年后，对运入的印度茶（主要产自大吉岭）仍要保持低税率[15]，这是自沃伦·哈斯汀斯以后，征服印度的英国人一直想利用印度茶来减少西藏和中国内地间经济往来的做法。

尽管如此，对于西藏消费的大量茶叶，贝尔在几十年后曾很遗憾地说“藏族人喝的所有茶叶……除极少一小部分外，均来自中国，因为藏族人不喜欢印度茶”。[16]人们不禁怀疑藏族人的厌恶并非针对某种茶，实质上是针对英国的殖民统治。

英国政府的长远目标是通过西藏和四川，将印度帝国和其在长江流的影响区域联系起来。同样，英国政府希望通过西藏打开一条向北进入新疆和蒙古的通道，以便与其殖民主义的劲敌沙皇俄国抗衡。1870年，英国已经在康定和新疆南部的喀什建立了政治和经济据点，还